为何中国教会要回到大公传统？

十几年前，我所在国内教会迫于政府压力发生了一次大的震荡，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也引发我对大公传统的沉思。

我所在的教会拒绝因着政府强力而被迫分散聚会，却因着”山上之城“的异象，选择一起聚会，哪怕被迫户外敬拜。回想当时的情形，表面上坚守的是教会异象，但其实底却是一种教会论在公共领域的沉思，再深一点，就是一股深沉的对大公传统的身份追寻。

中国教会渴望大公传统，因为那才是它最真实的身份，因为它就是从那里来的。在某种层面，我毅然选择去圣十字架神学院读书也算是回应了这种对大公传统的乡愁与渴望。

中国教会要回到大公传统，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像孩子要回到母亲的怀抱，浪子要回家一样，它的身份认同始终在那里，不在别处。就像摩西在埃及，摩西没有因身在埃及皇宫而忘了自己以色列人的身份，甘心选择做一个埃及人；照样，中国教会在中国，不能因为在中国而忘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沦为政权或某种爱国情绪的附属品。中国教会应该在大公传统里找到它的身份，找到了就如同大树立好了那不可动摇的根基，站得住。

中国教会有一种乡愁，这种乡愁是要飘到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还是要继续往前飘，飘到哪里才算，飘多广才算。这个问题还未定论。

阻碍中国教会找寻大公传统的两块绊脚石：“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论”和宗派门户之见

如果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所建立起来的教会能真正代表教会大公传统，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之前的教会在某个时刻全然堕落了。“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正是为此而生的，它一方面鼓吹回到使徒教父时代 ¹，另一方面可以理直气壮地漠视君士坦丁之后到宗教改革之前的一切教会文献（当然改教者推崇的教父除外）。

按笔者专文《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了吗？》的观点。君士坦丁之后的教会并没有堕落，只是腐化了；马丁路德时期的教会也没有堕落，只是腐化了，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由人组成的教会也不例外，日光之下无新事，人心没有变化，人那点荷尔蒙和欲望也没有变化。并且早期教会还开出了三剂猛药来抑制教会腐化：灵修传统，教规和礼仪的形成。

如果君士坦丁之后，教会没有堕落，那么，我们对大公传统的追寻就不能只停留在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时代，或者跨越上千年的教会历史，直接从改教时代跳跃到使徒教父时代（虽然笔者还是觉得我们对使徒教父时期的研究仍有限）。

我们应该把君士坦丁之后到改教时代的这段历史给找回来，然而从什么角度找？找多广？大公传统到底是指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一个解决，否则，面对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如此广的区域，如此海量的教会文献，我们将不知所措，无从下手。

找寻大公传统的另一个障碍是门户之见，宗派之别，较为极端是信徒称彼此的宗派为异端（我亦写文《新教是异端吗？》驳斥这种轻易定人或宗派为异端的观点，这里不再详述）。这种门户之见导致有人以为我研究的文献要么是东正教的私有物，或是景教的私有物，跟大公传统没什么关系。这种门户之见下产生的教会历史观往往是非黑即白，极度简单化的，但真实的历史往往要比这复杂不少。

比如，叙利亚教会与希腊教会真正彼此不相往来的时间是七世纪阿拉伯入侵之后，此前虽然有迦克墩会议，但希腊教会仍承认不少叙利亚的圣人，尤其是尼尼微的圣以撒，而叙利亚教会亦翻译了不少希腊的哲学、神学和灵修文献。

一次跟一位波士顿学院的耶稣会会士，我的导师之一交谈，他说拉丁传统和希腊传统是密不可分的，跟叙利亚的可能更远一点。我心里为之一震，知道他不会轻易这么说的。可见，即使在君士坦丁之后的教会，无论他们操什么语言，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地理都允许的情况下，都是彼此有密切往来的，并且他们认可教父们做的贡献，无论他来自哪里，操什么语言。这当然表明大公传统不受限于一个特定的语言和地区。

在摈弃了”君士坦丁之后教会堕落说“和宗派门户之见之后，我们对大公传统的思路才见开朗。目前对中国教会而言，由于其源于西方，对西方传统的研究和翻译已经开始，并有不少学者研究（也免不了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都是西方的）；但对于笔者所研究的东方教会而言，都谈不上开始，在学术上研究的人屈指可数，并且多是从哲学，非信徒的角度去看，景教也是敦煌和吐鲁番学的附属品。所以，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重要性上，东方教会传统都未受到中国教会的足够重视。这也正是笔者开此网站，建立这些事工的原因。

那么问题来了，何为大公传统？中国教会又如何回到大公传统呢？至少第一步是什么呢？笔者将写专文论述此问题，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