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俄罗斯现任大首牧基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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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篇笔者将试图驳斥当今不合符“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政教关系论。但显然限于笔者有限的见识，若有什么误解和误读的，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正。本文的完成亦参考一位对俄统有所了解的读者的建议。望这一系列文章能抛砖引玉，为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政教观做出贡献。
澄清：笔者本人对俄罗斯民族，俄罗斯东正教信徒，神父，主教，俄罗斯东正教传统都尊重。笔者发此文并非为了显示好辩或者属灵（我的灵性是一无是处的），而是表示关心，让大家去关注俄罗斯东正教，免得它入了这东正教与民族混同主义的异端的中。笔者认为俄罗斯东正教摆脱这个指控的最佳方法是俄罗斯大首牧公开发文进行澄清，以免影响东正教大家庭的合一。俄乌之战所造成的分裂和流血牺牲是有目共睹的，不但有上百万的乌克兰平民流离失所，战争中流血牺牲的也不少。
引言
在上一篇《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中，笔者为政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本篇将站在这个原则的视角来看待俄罗斯的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混同的政教观。这当然超出了笔者的研究领域，然而笔者愿意站在“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以所学领域——东方教会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对这种政教关系的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这种宗教民族混同的政教观僭越了神的国，即上帝的主权。现今的俄罗斯教会难以摆脱这种嫌疑。**笔者以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俄罗斯大首牧基里尔发文公开弃决这种政教观。
问：为何东正教与民族混同主义（Orthodox ethno-phyletist religious）当受谴责？
答：这个问题是专门针对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先谈一谈“第三罗马”的概念以及笔者的一些个人经历。
第三罗马是相对于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而言的。第一罗马就是古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第二罗马是君士坦丁在东罗马建立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330-1453年，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三罗马是莫斯科，1453年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攻陷后，伊凡三世开始自诩为第三罗马帝国，后以其首都莫斯科为代表。这三个罗马产生了三位教会的领袖，那就是罗马教皇，君士坦丁堡大首牧和俄罗斯大首牧。
凡未得着罗马之名的在基督教历史上几乎都被称为异端或者隶属于其中某一派别。其实，将罗马与教会的正统性划等号实在是一大误解。教会的正统性源自于使徒，而非“罗马”这个地方或者概念。因此，凡经使徒传道之后建立的教会都有其正统性，比如叙利亚教会都一致认为它们源自于使徒多马，科普特教会则源自于使徒马可等等。将罗马等同于正统是将政治和民族的“地上”因素纳入正统范畴，这本身就是对神国的僭越。因此，笔者以为，“罗马”所显明的恰恰是神国与人国，政权/民族与教会之间的张力，而没有任何正统性的必然性在其中。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灭后，多国林立，政权的支持得到削弱，联合西方基督教反而是罗马教皇，其正统性当然源自于使徒彼得以及对马太福音16：18节的解释。
同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希腊教会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也是角逐的热门职位，其正统性也是源自于使徒传统，然而它或多或少是附带着政权支持下的正统。希腊教会并非与政权始终保持亲密无间，和谐一致。希腊教会在神国与人国的张力冲突中，最终选择了以灵修传统，而非政权——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陨落后——作为其正统性的来源和堡垒。这种张力的倾向在第七次大公会议（787年）修士为代表的敬礼圣像获得全面胜利而告终。从此，政权在希腊教会的渗透和影响力逐步减少，1453年后，希腊教会对政权的依赖进一步减弱，而形成了以修道主义——尤其是圣山阿索斯——为中心的传统。
对政权依赖性最强的是俄罗斯东正教。1453年后，以伊凡三世迎娶亡国的东罗马帝国公主为标志，从此，伊凡三世自诩为第三罗马。从此，类似于“君权神授”的“第三罗马”概念对俄罗斯沙皇帝国历史的正统性和法理的领土性做了背书。1721年，彼得大帝废除了俄罗斯大首牧一职，建立了至圣治理会议（Святѣйші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ющій Сѵнодъ, Святейши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ющий Синод) ）。这标志着俄罗斯东正教自主性的进一步减弱，而政权对教会的影响逐步加强。苏共时期，大首牧职位得以恢复，但在政权迫害下并无多少自治权。
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1999年普京担任总统直到如今。伴随着与西方的张力和斗争，面对西方教会的堕落，俄罗斯教会开始出现这样的教导是不难理解的，即逐步妖魔化西方，高抬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东正教，认为俄罗斯民族和东正教是这场灾难的救星。
而普京为了政治需要捆绑俄罗斯教会，但并不是说他本身就是极右皇俄，他的政治背景其实很复杂，也确实有苏联的影子（尤其是卫国战争遗产）。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他这次的战争演讲能看出不管他是为了政治需要还是真的相信，现在他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恢复乌克兰在帝国时期的历史地位而辱骂苏联成立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议。
勃列日涅夫主义也是苏联无端看扁和干涉卫星国，但是他认为是社会主义内政，也并没有将捷克和阿富汗视为历史领土。但是普京的宣言明确指出了他要恢复帝俄在乌克兰的法理，所以可以更加明确一点是不管之前普京的信仰是什么（2000年代他亲西方，2008年的格鲁吉亚和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还基本是响应民族主义，那个反华皇俄娜塔莉亚·波克隆斯卡娅检察长还被流放到佛得角当大使，因为她太极端了），但是这次，2022年明确有很强的皇俄乌托邦，有分析指出疫情和国内经济不景气可能是他逐渐孤僻极端的原因。
纵观以上的历史，再对比希腊东正教，笔者以为俄罗斯东正教对政权的依赖会强很多。这种对政权的“过分”依赖才造成了**《驳“罗斯基·米尔（俄罗斯世界）”思想之宣言》的指控。
东正教不但有对政权的“天然”依赖，而且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有学者认为是好的，笔者也认为有其好的一面，但凡事要有个度，过犹不及就不好了）。下面笔者分享一段亲身经历。
记得笔者在圣十字架希腊东正教神学院的一堂课上，一位从希腊来的学生问：“在天国，人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老师微笑着问起我（我当时是全校唯一的中国人， 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希腊人或希腊家庭背景的美国人）我说：“将来在天国应该不会用人间的语言，因为人间的一切语言都有限，无法完全表述人心的想法，我想天国的语言应该是心与心通，双方完成能理解的，但具体是什么语言，不清楚。”老师当时如何回应我的话，我已经忘了。但那位希腊同学的话我却无法忘怀，因为他认为天国的语言应该是希腊语。这种说法当然刺激了我对东正教整体的思考。
我一直在想，这位希腊血统的正教徒为何这么说，其背后的因由是什么？我老觉得他的说法不对，但找不出具体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厌恶以语言，人种，地域以及政权（有人将这些因素通称为地缘政治）为其撑腰而来的正统观。因为正统并不源自于这些。现在借着“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思考似乎清晰起来。那就是东正教整体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种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念，现在的俄罗斯教会对俄罗斯民族和政权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到了被政权和民族主义“裹挟”的地步。笔者认为俄乌之战就是典型案例。
面对“俄罗斯世界”思想衍生的教会与民族混同主义的政教观（有人否认这种说法，然而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并非空穴来风，再加上“第三罗马”的自称，有学者指出这种混同的中介还包括泛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弥赛亚主义），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这种政教观念试图将俄罗斯民族及其政权等同于上帝的国，并且置于与上帝的旨意平等，甚至凌驾的地位。然而，神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然不属于任何政权），教会当只遵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别的地上的——诸如，民族，语言，地域，政权等的因素。这种将教会与民族捆绑在一起产生的政教观是不合上帝心意的，它僭越了上帝的主权。
对于，俄侵乌事件，其实不只是笔者谴责，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天主教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首牧也谴责战争对平民百姓的伤害，并规劝信徒为和平和战争尽早结束祈祷。笔者认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就是一场打着“俄罗斯世界”思想，欧亚主义的牌子来侵略的军事行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教会已经被俄罗斯这个民族和国家所裹挟，甚至绑架。
总之，笔者以为，如果枪炮能实现和平和合一，我们的主耶稣就徒然死在十字架上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就是民族主义“裹挟”着俄罗斯东正教的明显证据。俄罗斯正教会若不将自己与俄罗斯民族划清界限，带来的不是合一，而是分裂，不是和平，而是流血牺牲，其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