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147页。古代人王用的玉琮，代表君权神授的礼器，归君王一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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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篇笔者将试图驳斥当今不合符“神国为主，人国跟随”原则的政教关系论。但显然限于笔者有限的见识，若有什么误解和误读的，欢迎读者们多多指正。望这一系列文章能抛砖引玉，为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政教观做出贡献。

引言

在《基督徒看待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神国为主，人国跟随》中，笔者为政教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神国为主，人国跟随”。

这一篇将站在这个原则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近来学者所提倡的政主教随的政教观。这超出了笔者的研究领域，然而笔者愿意站在“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下，以所学领域——东方教会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政主教随观将政权置于神国之上，以压制“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与“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背道而驰，是不行的。

问：为何中国近来学者主张的“政主教随”政教观当受谴责？

答：笔者并非研究中国教会的学者，对政主教随观的探讨基本限于强烈的字面暗示，若有偏颇处，还请读者多多指正。 首先，笔者特别推荐Jesse Sun三场政教关系的讲座的文章。关于研究中国教会史的学者，笔者推荐学者姚西伊的作品，其最近的讲座请见《从中国的基要派研究谈起—-对中国教会史的反思》(都在油管，国内的读者需翻墙）。笔者知道中国学者近来主张的“政主教随”观也是从他而来。此外，站在社会学角度探讨当地中国宗教市场理论的杨凤岗教授的作品也值得一读，其最近的三场讲座都值得推荐：中国宗教市场三色理论,宗教法制建设，美国基督教研究。此外，。笔者认为以上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教会，对中国教会的政教关系的具体理论探讨很有鉴戒意义。

通观中国历史，宗教基本都是置于政权之下。笔者在《一个将上帝高高挂起的文明，必然会将人无底线地践踏》一文中已经指出，在春秋战国之前，政权与神权处在“君权神授”的体系之下基本为地上人王一人所垄断，也就是说，那时候的神权充其量是与政权平起平坐的地位。这种情况下的政教关系是神国与人国是混同于一人的。地上人王有天子之称正是基于这种起源，换到基督教语境中，就是神国的权柄已经赐给地上政权的领袖一人了，从此地上人王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他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他的话就是法律。不存在“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那种张力，因为地上人王的旨意就是上帝赋予的，地上人王是执行上帝旨意的。

春秋战国之后，上帝更是被高高挂起，人们眼中再无至高的上帝，只有那位处于政权第一把座椅的人。因此，自古以来，无论中国的政权如何更迭，对宗教的包容度如何大，其政教关系基本体现了当代学者提的“政主教随”的政教观。掌权者包容宗教，并非因为他真的“相信”，而是因为他认为宗教有利于其治理之下人民的社会稳定和和谐，能满足人民的宗教需求。

现在，基督教宣称出现了一位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教导我们祈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是暗示上帝的旨意不一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在地上，上帝的旨意会遇到“阻拦”，这阻拦的一大因素就是政权及其领袖。显然，这句话与“君权神授”下产生的政主教随观背道而驰，“僭越”了传统中国人对政教关系的理解。

以上就是我对学者们的问题“中国为何没有出现一个超越政权的领域”的答案。这也显明，基督教还未在中国扎根，未影响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还未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

因此，按“神国为主，人国跟随”的原则，笔者驳斥与该原则正好相反的“政主教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