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们的思想受限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体系，而这个语言体系在中国是按照成王败寇的历史观经执政者特意设计而成的，用以达成他长久统治的目的。基督徒应该摆脱这种历史观及其延伸而来的语言体系，而以主耶稣爱上帝爱人的诫命和“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精神为基础，在其上建立基督徒的历史观。
首先，基督徒当拒绝成王败寇的历史观下所产生的正邪语言体系
在中国，按笔者的拙文《普通人以尽孝实现不朽的渴求》以及《成王败寇 男尊女卑的根源》，笔者认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地上人王就逐出了超越政权的位格性的上帝，自己取而代之；并且，儒家也以尽孝来收纳范宣子之世代得俸禄不朽观。从此，中国人主流的不朽观仅局限于今生，定睛于尽孝，小则买妻生子（所谓无后为大），大则成王败寇，做个“上帝”。正是这种成王败寇的不朽观，正邪观和历史观造就了中国的历史叙述和语言体系，而所谓“暴动”，“颜色革命”等观念就是在这种成王败寇的精神下形成的，是统治者——而非真正的上帝赋予——用以维持自己合法统治的工具。总之，成王败寇才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不离不弃的真信仰，因为，纵观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哪个宗教真正成为政权的国教，换句话说，政权公开承认有一片超越它的领域。这也是笔者为何总结中国的政教关系为政权崇拜的原因。
反观西方，由于早在罗马帝国时就以基督教为国教，并且在西罗马帝国陨落时，奥古斯丁写出了恢弘巨著《上帝之城》，建立了以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基督教历史观框架。此后西方所建立的现代政权和话语体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教父们这种基督徒历史观的影响。
因此，我们看到，在西方世界，人们和平抗议，甚至骂国家领袖下台等做法通常都不会受到政权逼迫，被抓，或者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西方不把这种抗议或者谩骂定性为“暴动”，或“颠覆”政权，或“颜色革命”，而称之为言论自由或者和平示威，非暴力不合作等。
但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在中国，却通常被定性为“颜色革命”或者“暴动”等邪恶的词汇。统治者们这么定性并不一定是他们真的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是成王败寇的信仰使然，它要以这种信仰裹挟国人来实现它“正义”地屠杀它所定性之团体的目的。关于这点，八九六四大屠杀就是一个代表（尽管有违人天然的良知，然而它就是要这样震慑人心），可以说，成王败寇的信仰和历史观不除，八九六四的屠杀就会继续重演。统治者们深知这套成王败寇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并且用起来也毫不知耻，反而是义正言辞，因为钱袋子，枪杆子等都在它手里。它俨然以为自己是上帝，做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其次，我们当以主耶稣爱上帝爱人的诫命和“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精神建立基督徒历史观和正邪语言体系
然而，作为天国子民的基督徒，其思想不应受到成王败寇历史观下语言体系的禁锢。基督徒有两个身份，一个天国子民的身份，一个地上公民的身份，然而，天国子民的身份优先，地上公民的身份跟随；基督徒相信来生，而今生只不过是预备进入来生的一场竞赛（参林前9：23-7）；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而是来生，不是为着那能坏的冠冕努力，而是为着那不能坏的冠冕努力。
纵观人类史书，在缺少神国视角的情况下，几乎都是一部成王败寇史。这一点不拘是中国历史如此，中亚历史如此，欧美历史也是如此。因为，掌权者当然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而被它打败的是邪恶的一方，并且绝大部分能找到的史料都是在政权的许可和鼓励下而出来，难免不带着成王败寇的影子。而至于他们当时除了政权更替，战争等重要事件外，其他层面记载都十分有限。然而，站在神国的视角，这些所谓的伟大的帝王有多少会得到上帝的纪念和眷顾呢？我相信是很少的，按奥古斯丁的观点，他们不过是地上之城，是地上之城的历史，而非上帝之城的历史。当我看到蒙古大军攻下一座几万人的城池，烧杀抢掠其中的居民，几天之间，城内居民所剩无几，甚至这座城被永久抛弃时，我无法称颂成吉思汗是一位伟大帝王。想想，历史上有多少帝王的所谓丰功伟绩是以多少老百姓的家财甚至性命筑成的，站在神国的视角，我无法称他们为大帝，我宁可相信他们在地狱里。
反观圣经新旧约，以及后来在教会历史上形成的教会史，殉道史，沙漠教父言行录，教父们的讲章，书信，护教灵修著作，圣人传记史等教会经典文献，虽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很多历史细节，思想和故事无法详细描述。但整体上，它们属于上帝之城的史料。这些文献是我们建立基督徒历史观的基础，因为上帝不看人的外貌（当然包括地位高低等），而是看人的内心。而作为天国子民，基督徒被赋予了爱上帝爱人的诫命以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呼召，地上的任何政策，思想语言体系若与此相悖，基督徒当拒绝。
问：站在基督徒历史观的角度，为何举白纸不能算为“暴动”或“颜色革命”？
答：对基督徒而言，举白纸不是暴动，也不是颜色革命，更不是推翻政权（关于这些词汇在成王败寇历史观下的使用上面已经讲明了，这里不再详述）。
而是基于基督徒的历史观来表达对政权的诉求和提醒，因为核酸清零的政策已经威胁到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已经让老百姓失业无收入；只能在家天天抢菜；被封控无法出门；很多病人无法就医死了；孕妇生产无法得到及时救治；很多人因无收入买不起东西活活饿死；起火灾出不了门活活烧死；各种码限制老百姓的出行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看似关心人健康的初衷俨然成了杀人的利器，并且不能抱怨，不能诉求，只能服从（=等死）。按基督徒爱邻舍如己的诫命，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呼召，我们应该大声诉求：为饥饿的诉求吃的，为口渴的诉求喝的，为受冤屈的鸣冤，为失业的诉求就业机会，为被封控，被码限制出行的诉求自由出行，为因这种诉求而受逼迫，被抓的人诉求放人。
我们以非暴力的形式为一切受苦受难，受冤屈的百姓发声，当这种发声受阻（404）的时候，我们举起一张白纸来代表这些诉求并没有错，反而符合上帝的旨意。我们这样做是以天国子民的身份来督促政权做它应该做的事，不是以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和信仰来压榨百姓，而是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保护他们的周全，打击犯罪，让他们有饭吃，有正经活干，过一个正常的自由出行（而非监禁的）生活。
记得当年大跃进时，好多人不收庄稼，只是炼钢，结果饿死了三千万人，镇子一个一个消失。据说整个二次世界大战天天打，拼命杀才六千万人。笔者不愿这样的历史重演。老百姓诉诸武力是不对，然而等着他们以“暴动”“颜色革命”之名大肆屠杀就对吗？对于这种暴力屠杀，基督徒能逃则逃，遇到性命危险时至少可以为了保命的缘故诉诸武力以自卫。如果他们完全不听老百姓的心声和诉求，不惜以杀人的政策或者武力杀光几乎所有与之意见不一致的人，那么，百姓中若出现暴力反抗的事件就在所难免了。因为这种暴力不见得完全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为了保护更多的百姓免于屠杀发动战争是情有可原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观史书上记载的所谓叛乱或暴动，就要换一个视角了。例如，笔者读中亚历史时，不是战争就是各种叛乱频发。究其原因，叛乱多是因为掌权者仗势欺人，横征暴敛，让老百姓苦不堪言，活不下去了。老百姓转念一想，你不把我当人，我横竖都是死，何不勇敢的反抗，为自己争取一些自由和活下去的希望呢？于是，他们在史书就被记载为“暴动者”，好像他们都是大恶人。试想一下，如果老百姓有吃有穿，生活相对安逸，各种诉求都有政府部门来解决，他们吃饱了撑的，要“暴动”去反抗。
然而，权力是撒旦的诱饵（参太4：8-9），往往暴动的人尝到甜头就会逐渐变得更那些欺压百姓的暴君一个样，不敬畏上帝的人往往会掉进撒旦的这个诱饵中。
唯有基督的爱能缓和这种成王败寇的历史车轮（我不说能彻底解决，若是能基督就不用上十字架了），唯有基督的爱能赶走魔鬼的诡计。因为在一个超越政权的领域，基督徒们可以借着基督的爱让神的国稍微降临人间，正如主祷文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只有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下，我们才能打破成王败寇的历史观以及它们使用的语言体系。因此，笔者建议大家要杜绝成王败寇的历史观下所使用的一切语言体系和正邪概念，基督徒应该站在上帝的国的角度来看人间的张力，冲突和斗争，因着爱邻舍的诫命，在世上行公义，好怜悯。我们行事为人，不应看政权的眼色，不只是细查人间的法律，更当查看神的话，尤其是那拯救人的，爱上帝爱人的律法。
因此，在一切张力和斗争中，我选择站在受苦受难，受冤屈的老百姓一边，因为上帝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丈夫，受冤屈之人的伸冤者，是一切受苦受难之人的安慰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