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孙泽汐是Belmont University 基督教历史助理教授，杜克大学世界基督教博士。孙博士将在我们平台开一系列政教关系的讲座，此为第一场：与帝国的张力——君士坦丁前的政教关系。视频应讲员要求不予公开，但讲稿是公开的，并且与视频内容基本一致。此讲稿经Theodosius弟兄整理，泽汐博士修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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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帝国的张力——君士坦丁前的政教关系
讲员：孙泽汐博士
- 讲稿整理：Theodosius
- 修订：孙泽汐博士
在教会建立兴起的头三百年之内，也就是从初期教会，到君士坦丁归信这一惊天动地的转折之前，教会和罗马帝国以及当时的主流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教会跟当时的帝国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初期教会如何在一个对她充满敌意的社会中立足并且发展。
首先为大家澄清一个事实。在想到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教会跟政府有很多直接的冲突、公开的对抗，经历不间断的逼迫，好像每时每刻帝国在把基督徒拉去喂狮子。这多少是个误解。初期教会学者大多认为，教会在头二百年，对于罗马社会来说处于边缘化状态。大多数罗马人在公共领域很少跟教会打交道 (public invisibility). 所以有学者如此形容这个时期的教会，说她好像是一个关起门来的花园，如果没有人邀请，就不知其所在，也进不去。这就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初期教会如何跟周围的罗马社会和文化相互动。从教会的角度出发，这样的互动不是单方面的排斥和拒绝。教会不是一味地把所有希腊罗马文化尽数拒之门外，而是选择性地适应和采用。
但是帝国与教会的冲突还是会发生。冲突的发生是基于一个根本性的对立，是两种世界观的对立。一方面，罗马帝国当时普遍存在「pietas」的概念（由此演变出现代英语的「piety」），翻译过来就是「敬虔」。不过「pietas」并不仅仅指向罗马人的宗教，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更恰当的翻译是责任和必须做的事 (duty). 这种责任感既是对当时希腊罗马的诸神所言，同时也是对自己祖先的责任。在罗马人的世界观里，对诸神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奉养，连同对恺撒像神一样的崇拜，一同构成了整个社会运作的基石。可以想象，拒绝这种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基督徒，在当时的社会看来，就是在拆整个帝国的台。他们可能大部分时间会受到冷遇。但一旦冲突爆发时，教会就会出现两种回应，产生两种人群。前者是殉道士，这个词在希腊语里就是为神作见证的人。在敌对的罗马社会帝国中作见证，代价就是成为殉道士。第二种是护教士。既然罗马社会对基督教存在巨大的敌意和误解，一批受过教育的人就应运而生。他们用哲学，就是罗马人听得懂的方式去阐述基督教信仰。这一批人就被称为护教士。
教会所受的逼迫又会给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有一句话叫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殉道士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逼迫一定会带来教会的增长吗？或许从长远和多数的例子来看，确实是这样。但是整个过程比我们想的要更复杂一些。逼迫到底会给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会用公元250年第一次帝国性的系统逼迫作例子来给大家说明。
教会在头两百年间，是一个怎样对大部分公众不可见的状态呢？如果大家去罗马参观，可以看到公元二世纪初到中叶基督徒的地下墓穴。在通俗想象中，这里被描述成早期基督徒躲避逼迫的地方。其实考古发现和历史资料都表明，这地方主要就是墓穴。因为一旦有了基督徒群体，就会有生老病死，而教会要给穷困的成员提供埋葬的场所。当然这不只是一个墓地，也是基督徒群体聚集的地方，可以和当中出来的殉道士有近距离的接触。在这样一个地方，一起读圣经、唱诗，守圣餐，场所就赋予了敬拜特殊的含义。
同时，在这个地下墓穴里边，我们看到了最早的一批基督教的标志。
这边有一个鸟的雕刻，嘴里边叼了一个东西。从圣经出发，这个标志可以被解释成是一个鸽子叼着一根橄榄枝，预示着挪亚洪水的故事。
另一个代表基督徒和基督教的标志就是鱼。把“鱼”的希腊字拆开，其字母可以跟「耶稣基督，神之子，救主」的希腊语首字母一一对应。其他还有一些常见的标志，比如船，寓意把人从此岸载到彼岸去；或是一个锚，代表基督徒的盼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并非基督教专属的标志呢？有一种解释比较合理，就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基督徒群体当中缺少自己的艺术家和工匠，以及自己的表达方式。所以他们选择借用这些希腊罗马文化和社会中已经有的，来表达和传递自己的信仰。
一个更加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地下墓穴顶端的一幅壁画。我们大概可以分辨出这是一个年轻人，肩上扛着一只羊。从圣经来看，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说的，耶稣是好牧人。
其实这种表达借用了在希腊罗马传统中已经存在好几百年的Kriophoros（lamb bearer），是一个乐善好施、帮助邻舍的概念。它被早期教会借用，去传递基督教框架内的爱邻舍的概念，是对原有观念的再传承。单看这幅壁画，罗马人可以有罗马人的解释，基督徒可以有基督徒的解释。
这么多的例子里，基督教标志性的十字架为什么没有出现？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样的表达，这个后世基督教传统十分常见的标志，出现的时间惊人的晚。目前所发现耶稣钉十字架的明确表达，是Santa Sabina教会木质大门上的雕刻，时间约为公元430年。
而今发现最早的十字架的表述是这个Alexamenos graffito，出土于罗马旧城的核心位置。是凯撒宫殿区一组刻在墙上的涂鸦。图画中有一个人，即Alexamenos，在敬拜他十字架上人身驴头的神。考虑到这个涂鸦的内容和位置，一个合理的解释指向罗马人对他们所认识的基督教的嘲弄——基督徒敬拜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长着驴头的神。这一嘲弄折射出罗马主流社会对基督教的误解，带有不屑和敌意。这大概是公元200年前后的东西。
当时的罗马帝国是如何看待基督教的？他们采取了怎样的措施来处理基督徒问题？在这儿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人物和他所写的书信，这个人叫小普林尼，二世纪初，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极盛时，小普林尼作为帝国的一个官长，给皇帝图拉真治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是教会之外有关基督教和基督徒最早的记载之一，大概写于公元113年。鉴于视角完全从罗马帝国出发，内容应该相对可信，不会是基督徒编造来粉饰自己。从信中可以瞥见帝国对早期基督教和基督徒的态度和做法。
首先，针对他治下这一群奇怪的叫基督徒的人，小普林尼在信里描述了他所采用的流程。如果有人被指控是基督徒，他就会被带到官长那里面临审判。官长会问他三次，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回答不是，接下来你就给罗马的神或者皇帝上香、献祭，然后就可以离开了。若你三次承认是基督徒，惩罚就要来了：要么被斩首，要么去罗马上诉（如果你是罗马公民）。换言之，这些被带到普林尼面前的人没有犯任何罪。他们唯一的罪名就是他们是基督徒。
在皇帝图拉真的回信里，他基本上肯定了普林尼的做法。其中有两点很重要：他告诉普林尼，若没有人告发，就不要去追究，即不要去主动追捕基督徒；但若有人把基督徒带到你的面前了，只要他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就应该受罚，被处死。这大概就是罗马帝国早期对待基督徒的政策。那么，当逼迫到来，基督徒不愿意否认主名的时候，殉道就发生了。
公元203年,有几位敬虔的基督徒妇女在北非的迦太基经历了殉道。其中两位的名字叫Perpetua和Felicity。她们的殉道是非常罕见的记载，因为在古代世界不太可能看到女性做主角，遑论大篇幅引用一个女性的日记。当时帝国发出了禁令，禁止任何的宗教归信。Perpetua作为上层社会的一个女性，还在怀孕的时候，就被迦太基当局逮捕。去读她自己的记载，就会发现她们看待殉道的角度耐人寻味。其重点不在于苦难，不在于说这是一个多么不幸或是需要逃避的事情；恰好相反，她的第一个异象把殉道看作是往天上攀登的黄金阶梯，是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机会。魔鬼的工作不是把你杀死，而是阻止你殉道，不让你来到神面前。这些早期的基督徒是怎么殉道的呢？他们通常被丢到罗马的斗兽场里，和野兽搏斗，最终受死。而Perpetua在第二个异象里看到她所要与之战斗的，并非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或者野兽，而是魔鬼，是背后的属灵争战。总的来说，这些早期的殉道士把殉道看作一种胜利，因为它标志着他们在这样的受苦里，就跟他们受过苦的救主耶稣合一了。他们所流的血就成为他们第二次的洗礼。
再谈一谈护教士。Justin Martyr殉道者游斯丁，大概是公元二世纪早期的一个护教士，是为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作辩护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哲学家。当时，哲学不只是抽象的写作和教室里的高谈，而是一种美德的生活方式。游斯丁自述他年少时为追求美德的生活,到不同的哲学流派去寻找智慧，但都没有满意的结果。直到有一天，他在巴勒斯坦凯撒利亚的海边遇到了一个叙利亚的基督徒。这个老基督徒告诉他，你应该去读希伯来圣经，犹太先知比希腊哲学家说的要更美。这就成了他归信基督教的契机。
更重要的，是他惊讶于基督徒可以没有恐惧的迎接死亡。希腊哲学的传统中，为什么苏格拉底被看作是智慧的化身？因为他没有屈服于雅典对他的审判，没有因为爱惜自己的性命就不坚持他的立场。游斯丁在基督徒身上看到了哲学家不畏惧死亡的品质。他在归信后继续教哲学，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哲学家，把他的学生和学校带到了罗马。直到公元165前后，很可能是他的一个竞争对手，看到游斯丁的成功，就告发他和他的学生是基督徒。现在存留下来一份法律文件，记录了游斯丁的受审。因为他认信耶稣的名，所以游斯丁不仅是一个护教士，他也成为了一个殉道士而被斩首。
游斯丁是用希腊哲学的方式为基督教信仰作辩护。当时的罗马社会如此指控基督教：如果你们基督徒真像你们说的这么正直和正义，那就不会被整个社会所仇恨、所批判了。游斯丁在回应时却说，不，是你们在属灵的知识上搞错了。罗马的诸神其实都是鬼魔（demons在当时泛指非善意的属灵存在），所以你们才会逼迫基督徒。这是对向罗马诸神和祖先的义务，即Pietas，的一个强有力的批判。他是不是完全抛弃了希腊的哲学呢？其实也不是。游斯丁巧妙地引入了Logos的概念，在圣经里边就是约翰福音一开始说的「道」，「the word」，希腊语就是Logos。游斯丁说，为什么我们在希腊哲学里也看到智慧的闪光呢？因为一切真理的源泉都是耶稣基督，都是神的道，Logos。Logos在进入人心里时，就给他们带来了智慧。而希腊哲学之所以有欠缺之处，是因为他们没有全备的道，没有接受耶稣。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跟苏格拉底类比：他们都有一个美德的生命，不惧怕死。因为前者有整全的Logos，他们就比苏格拉底更超越。
针对Perpetua还是对游斯丁的逼迫都在公元250年之前。早期基督徒所面临的逼迫有什么样的特征呢？鉴于早期教会的社会隐形，早期的逼迫是比较零散的，不固定的，具有一定的地区性。这样的逼迫通常不是想要根除整个教会，而针对那些教会领袖的捕杀，来震慑基督徒群体。但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长，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这里引用一个社会学家对早期基督徒的人数做的估计。从方向上看，从一世纪到二世纪，基督徒有稳定而缓慢的增长。人数增长最快的这段时间，从不到0.5%一跃超过10%，是在公元三世纪。在这样的人数增长之下，局面开始发生改变。
到差不多公元300年的时候，基督教已经遍布了整个罗马帝国，所有蓝色点都标明了有教会存在的城市。所有的蓝色阴影区域，都是基督教扎根的地区。当时基督教已经远远不限于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和希腊，已经到了罗马、欧洲、西班牙和北非。
为什么基督徒的人数在第三世纪呈几十倍的增长？历史学家大多把三世纪的罗马帝国形容成是一个充满麻烦的时期。帝国在各方面经历挫败，战场上的失利，外敌在边境的入侵和骚扰，还有整个经济框架和货币体系所呈现出崩溃的态势，各种各样的天灾，洪水、饥荒和随之而来的疫病，使帝国一片混乱。这在权力的顶端也有体现。在公元210年前后，就是最后一个稳定统治的皇帝死去后，在三四十年里走马灯一样换了十几个皇帝，造成一系列血腥的政变。相对而言，在基督徒社区里，处于互助和照顾穷人的传统，出现了当时一个罗马历史学家所说的，做一个基督徒比做一个罗马公民更有安全感的现象。
公元249年，一个新的罗马皇帝上位了。Decius上位之后，有很大的雄心壮志，要重振帝国的声威。在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的改革之下，他迫切需要做的就是重振社会的底层逻辑，即把所有人重新拉回对希腊罗马诸神的崇拜当中。
这个是从埃及沙漠里边所发掘出来的一个证书，上面记载了Decius推行他的运动的做法。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当地政府长官的监督下献祭，要么对罗马诸神献祭，要么对罗马皇帝烧香。然后，政府会发给你一个证明，证明你献过祭了，最后加上官长和自己的签名。如果拒绝献祭，就要被拖去审判，面对财产被没收，人被流放或关押，或被施以酷刑以致被杀掉。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如果有人数不断增长的一群人，拒绝给罗马皇帝烧香献祭、表达忠诚，这在政治上对帝国来说就构成极大的威胁。在文化上拒绝参与献祭，就好比住在同一个小区，但是基督徒不交物业费，大概率会被同小区的其他人所仇视。罗马人会想，我们之所以会在第三世纪遭受这么多麻烦，是不是因为缺失了对罗马诸神的敬拜和献祭？这种缺失的始作俑者是谁？如此，人数不断增长的基督徒和一个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之间就会有冲突，一个大的逼迫就会来临。
公元250年，第一次帝国范围内系统性的逼迫到来。罗马、耶路撒冷、安提阿、迦太基这些主要城市的主教和教会领袖第一时间被逮捕、处死。这对迦太基教会的打击是毁灭性。这个打击不只在于其残酷的手段和死亡人数，而是有多少基督徒妥协了。在当时的主教居普良Cyprian的书信里，他提到有很多人主动地牵牛宰羊去献祭。这就在社群里产生了分裂，那些堕落的献祭者(the lapsed)和那些坚持信仰的认信者 (the confessors) 中间出现了一道鸿沟。这给教会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后来居普良发现这些认信者开始行使主教的权力。在逼迫过去之后，有一些献过祭的人为了重回教会，就去求这些认信者替他们祷告。这样祷告很快演变成替他们写一封赦罪的书信，而类似的书信又泛滥成了一种打白条——内容已经全部写好，你只要填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所以这个逼迫带来的不止是分裂，而且是在教会治理上更加深远的挑战。
收拾局面花了很长时间，直到北非的主教一起举行了一个公会议。最后采取了一个不是特别严厉，也尽量持守立场的处理方式。在这个对教会的试炼中，居普良写了一卷书论教会的合一，即教会怎样在帝国的压力和逼迫之下维护合一。里边就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you cannot have God for your father if you do not have the Church for your mother，如果你不把教会当做母亲的话，你没有办法真正让神成为你的父亲。而居普良在258年新一波逼迫来临的时候，也被抓起来审判。有法律文件存留下来作证。最后审判官问他「你是否承认是基督徒」，他说「我承认」。判罚是被剑杀死。居普良回应道，感谢神。
今天简单地从四个侧面分享了前三世纪政教关系的一些特征。如果大家想要更深入地了解早期教会和教会领袖的，去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在中文书里我推荐这本《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精神——寻求上帝的面》。作者是一位有名的教父学学者，这本介绍教父思想的入门作品值得一读。
讲稿完
问答环节
问：早期教会为啥没发展出类似潘霍华那种反抗运动？
答：确实这两年潘霍华这个名字已经叫响了，虽然在教会历史里边它有一定的共同的因素，比如说你到底是对神忠诚还是对世俗的政权忠诚，但是两千多年的时间间隔也带来了很多的不同，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比较负责任的看待早期教会的这些历史或者人物事件的话，我们就在这种跨越几千年重叠对比的做法上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很多的背景因素都不一样。一开始的时候，教会是一个enclosed garden，她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内部。比如说你去看这个居普良，他最主要的书信不是向非基督徒写的，而主要是给基督徒社群自己写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跟二十世纪已经有了相当框架和结构的在欧洲和德国的新教的教会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你很敏锐的一点是捕捉到了，就是不管是在两千年以前，还是在二十世纪，你想要持守对神的忠心，或多或少都会发展成一种对世俗政权的抵抗，所以其实刚才我谈到的，不管是殉道的那个妇女Perpetua，还是用哲学来为信仰辩护的游斯丁，或是最后的这位居普良，他们其实都代表着一种反抗运动，只不过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那种有组织的革命式的反抗运动。
问：为什么早期教会没有类似东方传统的替天行道的反政府主义？
答：这个让我想到是汉代的黄巾起义，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传统里边，这也是是一个庞大的问题。那么这个最大的原因在哪？就是政教是不是分开，如果是在一个分开的传统里边，比如说在西方的传统里边，当然这个是大而化之了，是笼统的表达，如果是在西方政教分开的传统里边，我们就会看到，哪怕是在君士坦丁之后，我们有主教，或者说教权跟皇权的张力，哪怕是在教皇气焰最高的时候，权力最大的时候，他也不会妄想说他可以完全替代世俗政权的作用，教会或者属灵的权柄和属世政治的权柄是分开的。不能说彼此对立，当然是彼此独立的，可是一个东西不能完全取代另外一个东西，可能会有重叠，但是它们不是同一个东西。而在中国不一样，在中国不分教权和皇权，皇帝是什么？皇帝是天子，皇帝是上天的代言人，皇帝垄断了献祭的权利，这个儒家，你在家族里边可以给你的祖先献祭，但是你如果想要对社稷献祭，要向天献祭的话，那就是僭越，是可以抓起来被杀头的。所以在中国的传统里边，教首和皇帝是合在一起的，这也就导致了，如果在社会里边出现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反抗运动，比如说道教，或者后来各种混杂合一的民间宗教，那就不可避免的具有两方的色彩，既有宗教色彩又有政治色彩，它是通过一个宗教的口号去扩大它的影响，但是同时它也具有政治的诉求。
问：公元250****年的罗马帝国推行献祭领证书的政策，给帝国带来什么好处？帝国更有凝聚力吗？
答：其实一开始推行这个政策的皇帝Decius，他没有活太久，就在帝国的东方跟波斯帝国的一场战争当中就丧命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的这个政策不太成功，当然它也有延续性，这个政策从公元250年首次被尝试之后，就有了一定的延续性，他的继任皇帝继续推行类似这样的政策，直到差不多公元300年前后，在戴克里先的大逼迫里边达到了一个高潮，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帝国是想一直这么做的。而它之所以想一直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看到了这么做的原因，这个原因就在于我刚才谈到的，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这是一个对民众来说就相当于古代的拜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中华文化传统里边的那种拜拜。你说它是宗教，也可以是宗教，你说它是买保险，它也可以是买保险，没有人只买一份保险，你只要出得起这个钱，你肯定是想多保，多多益善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拿交小区物业费来作比喻，所以只要基督徒人数在增长，它势必会跟主流社会产生张力，尤其是如果你不拜罗马皇帝的话，这在政治上对帝国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当然这个问题就在于，随着基督徒的人数不断增长，到了大概公元300年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逼近百分之五十了，已经接近人口的半数或者多数了，到了这个程度，你还想推进一个把基督教连根拔起的政策，就像戴克里先所尝试的那样，基本上就行不通了。
问：早期教会很多信徒的做法，在政教关系上是否可以理解为非暴力、不合作？
答：这个说的很好，大体上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你想，虽然当时的基督徒还是少数，但是你的一个主教被带走，想要起来维护我们这个教会领袖的人，应该不是少数，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或者说至少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什么记载，说是有基督徒起来暴动，都是跟从耶稣基督的样式，被牵到宰杀之地，然后通过受苦，在被审判的时候，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来作见证。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像游斯丁这样的哲学家在一群从来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民身上看到了这些只应该属于哲学家在受过训练之后才有的美德，就是以美德所活出的生命，这是一个不惧怕死亡的生命，这个其实吸引了很多人来了解，最后加入教会。
问：据我所知，早期基督徒因为受到官方的压迫，所以会选择夜间秘密聚会祈祷，而且常常选择在殉道者的墓地。而在后来的发展历史上，教堂所举行的弥撒祭台下面往往就是一些圣人的坟墓，这个是否也跟早期教会的聚会传统有关？就是关于地下墓穴的那一段。
答：对，是这样的。我之所以强调当时的基督徒对于公众来说，是大体上不可见的，就是说他们或是隐藏或是其他方式，就是不受限制地来敬拜，他们其实都没有引来政府太多的关注。所以如果你去看，比如看这个游斯丁，他对早期教会聚会的描述，或者还有一个早期的文本《十二使徒遗训》，它其实都有对初期教会聚会的描述，不是所有的聚会都是藏起来，很多基督徒就是在主日毫不避讳地光明正大地聚会。在清晨他们会先唱诗，然后读福音书，读保罗的一些书信，然后可能会有一个人出来讲一下，之后会在一起吃饭。所以，关于隐藏的这一点，是也不是，他们在地下墓穴主要是为了跟殉道者的遗骸更近，而多过隐藏的目的。因为你本身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建造和延续一个信仰社群传统的做法，对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人，在我们一起守圣餐的时候，好像还跟我们在一起。当然后来的做法，就是你想要祝圣一个教堂，在你教堂的弥撒祭台下面，就需要有圣徒的遗骸，这个是大概四五世纪逐渐开始的一个做法，它其实涉及到了你怎么样理解神圣。在当时的理解就是，你离神圣的人越近，你的这个地方就越神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和圣徒会有这样的关系。
问：早期教会，你就在处理政教关系，是如何解释罗马书第十三章保罗的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反而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在反抗世俗政权时，如何理解他们与保罗这一段话的关系？
答：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是这样，就像我说的，在大多数初期教会他们的信仰生活里边，他们并没有寻求逼迫，他们也没有寻求反抗，他们更多的理解，这个可能跟我们后来神学的构建有点不太一样，他们更多的理解是如何在逼迫到来的时候持守信仰的身份。这个其实跟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里边所说的不是那么具体的相关，他们看的经文一般都是另外的经文，就是如何通过受苦和耶稣基督合一，比如说二世纪初的安提阿的伊格纳丢，他怎么样从小亚细亚被带到罗马去赴死，他在途中给这些教会写的书信里边没有提到保罗的这一段经文，虽然他被帝国的兵丁所押解，一路巡游过去，是被判死刑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所看的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苦难。因为苦难已经临到了，这不是你选择的问题，这不是我选择要去对抗，还是要去顺服，而是苦难已经临到你了，而帝国的要求很明确，就是你要给罗马的诸神烧香，你要给罗马的皇帝烧香。那么就是你怎样去理解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在当时的伊格纳丢来看，这个就是我殉道作为得胜的一个机会，这个就是我在自己受苦的旅途里边和耶稣基督合一的结果。当然在之后还是有很多的教会领袖他们在写，比如说圣经的注释里面是有写到这一段，不过之后的情景就又都不太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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