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是孙泽汐博士政教关系系列第三讲：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其中第一讲和第二讲，请点击，一、二。本讲从教皇和帝王的角度展现了政权与教权之间的张力，非常精彩。
注：本文讲稿和问答环节由Sila弟兄按照孙博士普通话整理而成，感谢Sila辛苦整理。我们也相信整理出来的讲稿和问答环节能更广泛地服务到读者。读者须知，此讲稿问答已经孙博士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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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导言
回顾过去，我曾有过两场讲座：在第一场讲座中，我与大家探讨了早期教会在罗马帝国的生存和发展历程，以及教会与帝国之间的复杂张力；第二场讲座则围绕着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引发的重大变革，以及随之而来对皇权和政权的深远影响。今天的讲座，我希望能引领大家了解君士坦丁皈依之后的中世纪历史，以及这一事件对整个欧洲的长远影响。
本次讲座将通过三个关键事件，向大家介绍“Western Christendom”这一历史概念[^1]。“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是一个极具意义的现象，它代表了在欧洲兴起的西方拉丁基督教王国。我们将探讨这一王国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中教会、社会和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今天，我将通过以下三个案例来解析这些问题：
- 以查理曼大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为例，探讨中世纪西欧国家的政教关系；
- 分析“叙任权争夺”（investiture controversy），即关于“谁有权设立主教”的争议，展现政权与教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 以文艺复兴后、宗教改革前的历史时期为背景，从罗马教宗的角度审视教会，探讨教宗权力过大、介入世俗事务时可能产生的影响。
基督教王国初具雏形
在上一次讲座中，我们探讨了四到五世纪的地中海世界。自那时起，我们注意到一个显著的趋势：西欧的拉丁语世界开始从地中海沿岸——当时的文明中心——向西、向北扩散先进文化。在当时的欧洲，法兰克人成为了最重要的参与者，他们的地盘基本涵盖了现今法国的大部分和德国西部。回溯到罗马帝国早期，这些区域对应的是高卢行省，该地区早已深受罗马文化的影响。因此，早期的法兰克统治者能够轻松建立起一套高效且持久的行政制度。
在六世纪左右，一位名叫克洛维（Clovis I）的法兰克国王，首先接受了西方的罗马公教1。两百多年后，到了七世纪末和八世纪初，法兰克国王的权力开始下移——那时，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已经不再是国王，而是所谓的“Mayor of the Palace”（宫相、宫廷总管），这一职位在中国古代史中类似于丞相，就像是架空了汉献帝的曹操一般。当宫相掌握了人事权，甚至可以代替国王分封土地时，国王的影响力也就日渐衰减了。
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亦称“铁锤马特”，以他在733年一场关键战役中成功阻挡穆斯林大军北上进犯欧洲而闻名。若非他的勇敢抵抗，西欧可能早已成为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查理·马特的儿子和继承者——矮子丕平（Pippin the Short）渴望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为此，与当时的教宗保持良好关系显得尤为关键。凭借教宗的支持，丕平得以团结其下的贵族，使他们拥立自己成为真正的国王。同时，他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土地直接划归教宗管辖，这一行为被称作“丕平献土”（donation of Pippin）。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创造了“教宗国”（papal state），即直接归教宗统治的土地，而且在封建时期的西欧地区创造了一个类似小邦国的存在，直至19世纪意大利统一和墨索里尼时期，教宗国才正式废除。因此，“丕平献土”在西欧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西欧不仅见证了国王的崛起，还有一个帝王的兴起——查理曼(Charlemagne)，也称为“查理大帝”。他在位初期主要从事东征西讨，其中一大战绩是征服了今德意志北部的萨克逊人。与此相关的一个重大宗教事件是，他用武力迫使萨克逊人皈依基督教。这种通过战争传播信仰的做法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虽然过去也曾有过自上而下的“基督教化”，例如一个部落或国家的首脑皈依后，其臣民随之皈依，但查理曼通过武力强迫被征服者受洗的做法却是首次。他的这种行为甚至遭到了其宫廷中官员的批评。当时，查理曼的一位重要大臣奥库恩(Alcuin)，既是学者也是神职人员2，直接指出强迫受洗并不能令人心生对基督的信仰。他建议皇帝多派遣敬虔的传教士，而非催收十一税的税吏。
查理曼的征服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更在地理和文化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查理曼的统治之下，”欧洲”这一概念首次显现。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在查理曼出现之前，欧洲最强大的力量是罗马帝国及其后继国家东罗马帝国，而欧洲文明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地区。但查理曼的崛起，实际上标志着欧洲变成了一个融合了拉丁文化（地中海沿岸）和德意志文化（日耳曼人聚居区）的区域。因此，查理曼不仅是欧洲的统治者，更在文化意义上成为了欧洲的“父亲”，他的统治还塑造了一个与东罗马帝国截然不同的宗教文化特色3。例如，西方教会不采用拜占庭式的圣像（icon），他们的《尼西亚信经》版本也与东方教会有所不同4。在西方，查理曼创造了一种新的传统：统治者的权力既来自皇帝，也得到教宗的认可和支持。
查理曼时期的欧洲处于一种独特的地理和文化态势。观察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绿色区域覆盖了整个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北非，这些地区当时处于伊斯兰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个版图一直延伸到东部。黄色区域代表了罗马帝国分裂后残存的拜占庭帝国。而蓝色区域，则是查理曼大帝征服的疆域，基本包含了现今的法国、德国大部分地区，以及北部低地国家和东欧的部分地区。除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爱尔兰等国外，查理曼帝国的版图几乎奠定了现代欧洲的基本轮廓。此外，查理曼帝国的出现，也标志着西方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的正式成型。
关于查理曼，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在公元800年左右的圣诞节，查理曼虔诚地前往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参加弥撒。在他跪下时，教宗利奥(Leo III) 将一顶皇冠戴在他的头上，众人大喊：“Mighty and peaceable，Emperor of the Romans”（伟大而和平的罗马人的皇帝）。这一行为在西方象征着尊荣，但对于东方的拜占庭而言，则是一种冒犯。按照罗马帝国的传统，世界上只应有一个神、一个基督、一个信仰、一个教会和一个皇帝，但西方突然出现了另一个皇帝。
在查理曼的统治下，他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例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字母写法就是改革的产物。早期的福音书草稿和残片上的文字只有大写字母，没有任何标点和空格。但查理曼推行的教育改革中，采用了区分大小写、加上空格和一定标点符号的书写方式，这与我们现代的书写方式非常相似。
最重要的是，我们讨论的“基督教王国”概念其实很复杂。简而言之，在基督教王国之下的社会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而发展的。这种信仰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如信徒参与教堂的礼拜，也深远地影响了文化的发展，如书写方式和艺术主题；同时，宗教信仰还影响到政府的结构，例如统治者的权威（合法性）来源。这表明，宗教信仰是一个全面的、有机的、多元化的体系。而基督教王国具有以下特点：
- 地理位置上，它位于西方、欧洲；
- 语言上，通用拉丁语；
- 时间上，处于中世纪时期。
最后，给大家展示的是查理曼大帝在阿肯（Aachen,位于法国和德国交界处）的教堂，他的座位正位于天上众圣徒和地上他的臣民之间。这反映了查理曼对自己地位的看法：他可能认为自己是天地之间的一个中保。
在教堂的右侧是查理曼大帝的御座。据说拿破仑在占领这个城市后，出于对查理曼的尊重，他并没有坐上这个宝座。
教会改革和叙任权斗争
大约经过两百年，欧洲中世纪历史浮现出一个关键线索——教会改革和叙任权斗争。对当时的教会而言，改革成了最为关键的议题。这次改革发生在我们熟知的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前，其必要性也非常明显。在中世纪，欧洲教会深入参与了众多世俗领域，拥有了巨大的权力。我们之前提到的“基督教王国”概念，凸显了教会在王国中的重要地位，这也引发了政权和教权之间的张力甚至冲突。
首先，我们来看改革的主要内容。当时的改革途径有几种。一种是由修道院修士提出的，以克吕尼(Cluny)和熙笃会(Cistercians)为代表。另一种途径是从教会的内部法律入手，通过修改法规和立法来实现改革。还有一种重要的方式是，由具有改革意识的教宗亲自推动改革。
改革主要针对两个问题：
- 买卖圣职（simony）。在许多情况下，教会的一些职位，如主教、司祭，可以通过金钱交易获得。
- 神职人员（clergy）是否应守独身。尽管西方教会早已形成这一惯例，但在改革之前它并非明文规定。加入修道院的人必须守独身，但很多神职人员并未遵循这一规则，因为缺乏正式的法律约束。
以上两个问题成为当时诸多改革行动的焦点。
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是一位具有重大改革意图的教宗。他出身寒微，最初以一个修士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因此他的真实出生地和本名鲜为人知。他因其出众的能力和虔诚的信仰，被选为教宗的助手，并在抵达罗马后协助教宗发起了一系列改革。当他自己成为教宗后，他继续推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特别是针对神职人员的独身问题和买卖圣职现象。
格里高利坚持推进改革的原因在于，这两个问题背后的现象对教会造成了长期且深远的负面影响。圣职买卖意味着教会的高低职位可能被权贵和富商所控制，而神职人员如果可以结婚，则可能导致教会职位世袭5。这两种现象使教会圣职被社会上层所垄断和世袭，严重阻碍了教会吸纳和提拔人才的能力。
在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社会中，教会圣职的升迁是为数不多的社会流动途径之一。如果放任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结婚的现象，无论对社会还是教会本身，都将导致活力的丧失，变得死气沉沉。然而，改革这两方面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当同时处理这两个问题时。许多低阶教士对贵族主教买卖圣职的行为感到不满，他们反对买卖圣职。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放弃自己的家庭生活。因此，同时推进这两项改革意味着同时触怒高阶和低阶的神职人员。
格里高利七世的改革在英国相对顺利，但在神圣罗马帝国6遇到了重大阻力，主要来自当时的皇帝亨利四世。我们所说的“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实际上是关于皇帝和教宗之间的权力争夺：谁有权任命主教。亨利四世最初罢黜了他境内的主教，并自行任命新的主教，这显然是未经教宗批准的。教宗随后要求亨利前往罗马忏悔。亨利的回应是派遣一支小规模雇佣军试图绑架教宗，但最终未能成功。
在此，我们看到了中世纪历史上常见的皇帝与教宗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典型情形是，皇帝试图罢黜教宗，而教宗则想要将皇帝开除教籍。在当时，被开除教籍是极其严重的处罚，因为失去了基督徒和教会成员的身份，相应地也就失去了作为皇帝的资格。例如，当教宗将亨利四世开除教籍时，实际上是告诉亨利的贵族们，他们不再需要对皇帝效忠7。这种做法往往会引发王国内部的叛乱，正如历史所记载的。因此，亨利四世在1077年不得不前往卡诺莎(Canosa)城堡，亲自向教宗表示悔改并请求赦免。作为教宗，格里高利当然赦免了他。
然而，亨利的忏悔并不真诚。他回到领地后并未遵守承诺，导致教宗再次将他开除教籍。这一次，亨利派遣军队包围罗马，迫使教宗逃离，并设立了一个更加顺从他的“对立教宗”(rival pope)。最终，有志于改革的格里高利教宗不得不逃亡，最后在流放中去世。这是中世纪早期叙任权斗争的一个经典例子，其中可以看出几个固有的步骤：
- 起因通常是关于谁有权任命主教的争执；
- 一旦协商失败，皇帝会试图罢黜教宗，而教宗则考虑开除皇帝的教籍；
- 但皇帝通常拥有军队，可以派兵逮捕教宗。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斗争中皇帝占据优势。
叙任权斗争”的核心在于两个关键因素：财富和权力。皇帝与教宗的对立并非无端产生，而是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现代教会的牧师不同，中世纪的主教不仅仅是精神领袖，还担任着重要的世俗统治角色。当时的主教拥有土地、财产和军队。不同规模的教区中，主教的权力和影响力可从相当于市长的级别，一直扩展到整个行省的统治者。如果你是皇帝，你肯定不会愿意这些关键地区的统治者由外部权威任命。问题的核心在于教会对财富和权力的处理方式。对世俗统治者而言，这些明显属于世俗领域，应该由皇帝掌控。而教宗认为，教会的财产应该用于服务基督和穷人。然而，很多时候这些财产被用于满足教宗或主教的私人野心，或被挥霍。我们从亨利四世和格里高利七世在十一世纪的冲突中看到了“叙任权斗争”的一个经典例子。
1122年，《沃尔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Worms)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教宗达成了初步和解。该协定规定，皇帝拥有授予主教世俗职权的权力，而主教的属灵权力则由教宗授予。尽管达成了和解，但如果没有解决根本性的财富和权力问题，这种潜在的张力仍将持续存在。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一位在基督教历史上权力极大的教宗。他不仅才干出众，还具有相当的法律头脑。他曾有一句著名的话来解释教宗的权威：“神创造了两种光体：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管理白昼的大光体（教宗）照亮灵魂，而管理黑夜的小光体（世俗君主）照亮身体。”换句话说，英诺森三世将自己视为太阳，或是基督的代言人。他的影响力确实前所未有。他在世俗事务中展现教宗权威的能力也是空前的。例如，他禁止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休妻重娶，也阻止了英国的约翰王占有坎特伯雷的主教席位。总的来说，英诺森运用了自己的属灵和道德权威，干预了欧洲王室成员的行为。
宗教方面，英诺森也多有建树。在他的任期内，如方济会(Franciscans)和道明会(Dominicans)等著名修会兴起。他还号召和组织了几次十字军东征(Crusades)，尽管在东方未能取得显著成就，但在西班牙和亚平宁半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215年举行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4th Lateran Council)也极其重要。
回到我们的主题——政教关系。虽然英诺森三世实现其理想的时间并不长，但在他的任期内，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王国”接近其定义的形态：一个以教宗为最高领导人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化的基督教社会。这就像一座等级分明的金字塔，教宗站在金字塔的顶端。
从阿维尼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教会
教宗的强大权力并未持续太久。英诺森的继任者和诺理三世(Honorius III) 与当时的法国发生了严重冲突。当时正值英法百年战争，洪诺留试图介入并调停这场战争，他的做法是禁止法国和英国从教会神职人员那里征收额外税款。这一决策激怒了法国国王腓力六世（Philippe de Valois），他不仅逮捕了教宗派出的宗座代表进行审判，甚至试图将教宗本人抓来审判。和诺理准备将腓力开除教籍时，腓力率先动手，派出雇佣军直接闯入罗马并绑架了教宗。和诺理被释放后，由于长期的俘虏生活带来的身心折磨，不久便去世。
和诺理的继任者克雷芒五世（Clement V）则成为了法国利益的代表。克雷芒是在法国国王的直接影响下被选为教宗，因此几乎完全服从于法国国王。他在法国定居，一生未曾踏入罗马。从克雷芒开始，便开启了被称为“阿维尼翁教宗”（Avignon Popes）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作为圣彼得的继任者和代言人的罗马教宗远离罗马，居住在法国，被视为整个教会被掳走的象征，类似于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
“阿维尼翁教宗”时期，教宗们因几个问题而臭名昭著：买卖圣职、容忍主教职位空缺和缺席。主教职位的空缺意味着该主教领地的年收入会直接上缴阿维尼翁，成为一种简便的盈利手段。此外，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也是常见问题，许多教宗将自己的亲属安置在教会要职上。尽管这样做部分是为了培养人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阿维尼翁教宗顺从法国国王的意志。当时法国正与英国交战，急需资金，因此依靠教宗来增强国库。
因此，当时几乎整个欧洲的基督教王国对教宗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怨恨。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教宗在阿维尼翁的宫殿更像是一座巨大的城堡，内嵌有宫殿。这表明，阿维尼翁时期的教宗在许多方面与世俗的封建领主无异。
“阿维尼翁教宗”时期，或称作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导致了西方基督教王国的一场严重分裂。这场分裂的根源在于教宗长期驻扎在阿维尼翁，以及教廷的高度腐败。因此，一些主教在罗马聚集，选举了乌尔班六世（Urban VI）作为一个独立于法国影响的教宗。但乌尔班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过于急躁，导致同一批主教又选出了一个亲法国的对立教宗——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
这种情况在先前的“叙任权斗争”中是前所未有的。通常只存在一个教宗和一个试图争夺教宗头衔的竞争势力，而此时却同时存在两个按教会程序选出的合法教宗，就像天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太阳。
这导致整个西欧都陷入了支持哪一方教宗的选择困境。以法国为首的国家支持阿维尼翁的克雷芒，而与法国敌对的国家，如英国等，则支持罗马的乌尔班。神圣罗马帝国则摇摆不定。这种局面类似于冷战时期的选边站，不断的说服、冲突和战争导致各方更加缺钱。教会为了敛财加剧了诸如买卖圣职等恶行，从而使得腐败进一步恶化。
当改革势力兴起时，教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考虑：若教宗靠不住，不如回归初期教会的模式，通过公会议的权威来恢复教会的统一。因此，支持罗马和阿维尼翁的枢机们在意大利的比萨召开了会议。他们的方法简单直接，就是不承认任何一方的教宗，直接选出了一个新的教宗。然而，这一行动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罗马和阿维尼翁的教宗都拒绝退位，导致同时出现了三个教宗！
五年后，他们再次在康斯坦茨召开会议，这次终于说服了罗马和阿维尼翁的教宗同时退位，并选出玛尔定五世(Martin V)作为新教宗，从而结束了这场闹剧。
教会会议原本有望成为制约教宗权力的重要手段。然而，在佛罗伦斯公会议期间，形势发生了变化。1437年，拜占庭在面临奥斯曼土耳其的征服威胁时向西方教会求援，当时的教宗抓住机会，以“使东西方两个教会重新合一”的功绩和威势为由，压制了教会会议的权威。从此之后，西方教会中教宗的权力再次成为绝对主导。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教会呈现出更加堪忧的状况。提及这一时期的意大利，人们通常首先想到的是其在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艺术巨匠的出现。这些艺术成就无疑是显著的。然而，在政治方面，当时的意大利城邦间充满了纷争和战争。
对于当时的教宗而言，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将艺术家吸引到罗马，用纪念碑、华丽的教堂、雕塑和绘画来装饰这座城市，使罗马成为基督教王国的属灵中心。以前的教宗为战争而敛财，而现在他们的经济压力主要来自于资助艺术家的费用。
此外，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行为也颇为荒唐。一位教宗甚至以“尤利乌斯·恺撒”（罗马的征服者）为自己命名(即Julius II)，其抱负是在任期内统一意大利，被称为“战士教皇”。这一时期的教宗们以及整个罗马教廷普遍存在腐败现象，包括纳妾（从教宗到主教都有此行为）、私生子问题以及裙带关系，这些现象日益严重。
西斯笃四世（Sixtus IV）的任期内，教会的属灵功能被严重忽视。他将任人唯亲推向了极致，首先任命年仅26岁的侄子为主教，随后晋升为大主教。此外，他的另一个侄子暗杀了美第奇家族的一名成员，导致西斯笃引发了罗马和佛罗伦萨之间的战争。然而，当提到西斯笃时，人们通常只记得他负责兴建的西斯廷礼拜堂，这座以他命名的教堂。
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也是一位臭名昭著的教宗。罗马流传着一句话：“教宗在大庭广众下犯下了所有的不可饶恕罪，唯独没有暴食，因为他的胃消化功能不佳。”。
利奥十世(Leo X) 的道德和宗教底线相较于前任教宗有所提高，但他同样追求享乐。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欲望，他需要大量资金。他最大的愿望是重新修缮圣彼得大教堂，这也是他大肆发售赎罪券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利奥十世与马丁·路德是同时代的教宗。
如果有机会访问梵蒂冈，一定要参观西斯廷礼拜堂。这是罗马教廷举行重要礼仪的场所，包括教宗选举。西斯廷礼拜堂的侧面和房顶上铺满了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壁画。
在西斯廷礼拜堂中，佩鲁基诺的名作格外引人注目。这幅画描绘了基督亲手将天堂的钥匙交给圣彼得的场景，非常符合教宗将自己视为彼得继承者的观念。在这里，钥匙象征着教宗的权威。
另一幅著名作品是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这是壁顶上的一幅画作。
在西斯廷礼拜堂的另一边，祭坛上方还有一幅米开朗基罗的巨作——《最后的审判》。
我们可以想象，当教宗或其他重要的主教在这些壁画下举行弥撒时，这些壮观的图景是否对他们产生了某种警醒作用？这些艺术作品除了视觉上的享受，是否也提供了对他们权力和行为的一种反思？
约翰·威克里夫之问及其影响
最后，我想探讨当时教会中的另一些改革尝试。在教廷深陷教权与皇权斗争之中，教会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在以各种方式对抗腐败现象，如买卖圣职、职位缺席和裙带关系等。其中一个较早的宗教改革先驱是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威克里夫是英国人，他在牛津大学的学术成就使他成名。他生活在“阿维尼翁教宗”时期，这是教会被掳和腐败盛行的时期，英国普遍对教宗和罗马教廷持不信任态度。当时，英国甚至通过法律限制教宗在英国的影响力。威克里夫在这一时期撰写了《论神圣统治》（Divine Dominion），探讨属灵权威的界限、教宗的权力范围及其对政治平衡和发展的影响。
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威克里夫提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腐败现象。他的思考触及了更为根本的议题，对当时和后世的宗教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罗马教廷分裂期间，同时存在两个教宗时，威克里夫提出了关键问题：什么才是基督的真正教会？是教宗和他的肉眼可见的威权体制，还是由被拣选、被拯救的信徒所组成的不可见、无形的教会？他在这方面回归了奥古斯丁的理论。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谁有权解释《圣经》？传统上，这种释经权归属教会。但威克里夫认为，所有被基督拣选的人都有权解释《圣经》，并主张应用当地语言翻译和阅读《圣经》。这也是他将《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的原因。
第三个问题关系到教会的根基——圣餐礼。基督在圣餐中的临在方式是怎样的？是天主教会的变体说8，还是一种更加神秘的形式？
威克里夫的结局，相对胡斯而言，不算太糟。他生前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未遭受严重迫害。然而，死后被教会定为异端，他的遗骸被挖出烧成灰后倒入河中。威克里夫的影响不局限于宗教领域，也对政治理论有重要影响。西方后来的宪政实际上是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这种限制源于一系列基本的提问：谁有权力做什么？在哪里做？为什么有这种权力？即权力合法性的问题。
在当时的欧洲，君主权力并非独大，因为教廷的存在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权力平衡。皇帝和教宗之间的权力争端促使双方必须明确各自的权力界限。例如，《沃尔姆斯宗教协定》规定，世俗君主仅在涉及封地和某些世俗领域时才能参与主教的任命，而主教的属灵权力象征——权戒和权杖则必须由教宗授予。这是对权力界限的明确划分。
从这个角度看，《沃尔姆斯宗教协定》可以视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 的前身。《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民族国家主权的概念。现代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中的民族国家体系起源可追溯到这一和约，而其主权和权威界定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沃尔姆斯宗教协定》。
结语
在这次讲座中，我们探讨了中世纪基督教王国的复杂历史，尤其是围绕教宗和皇权之间的权力争斗。从最早的教宗与皇帝之间的张力，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政治的交织，我们见证了权力、信仰和文化如何相互影响，塑造了今日我们所理解的西方世界。
我们还观察到，政教关系中的权力边界早在《沃尔姆斯宗教协定》时就已涉及，而后逐渐生根发芽，直至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达到成熟，从而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基础。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改变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也深刻影响了国际政治的格局。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不仅仅是信仰的问题。它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塑造着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可以看到权力、信仰和社会价值如何相互作用，形成我们今日所处世界的基础。如同我们所见，历史远不止是对过去的回顾，它同样构成了我们当下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思索。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如果孙博士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再往前推一推，讲宗教改革时期或现代中国时期的历史。如果我以后还有精力，我就讲讲东正教和叙利亚教会。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来整个看待政教关系，这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如果大家有问题想问孙博士，可以直接在我们群里面发消息，然后我就会转发给孙博士。通过这场讲座，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得到了很多问题的答案。再次感谢孙博士今天的讲座，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查理曼大帝在任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还是日耳曼语？
答：在探讨查理曼大帝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语言环境时，我们发现拉丁语在当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尽管查理曼本人的教育程度有限，可能并不精通拉丁语，但拉丁语作为宗教、学术和官方的通用语言，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当时的西欧，拉丁语已成为天主教会的宗教用语，同时也是学者们撰写学术著作的首选语言。简而言之，拉丁语是当时的’雅言’，具有官方语言的地位，同时也广泛用于学术和宗教领域。
腐败的罗马教廷贪得无厌、横征暴敛，但又留下了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瑰宝。我们现代人对这些瑰宝爱惜不已，见到它们之后，敬畏感油然而生。在这种情景之中，有一种罪恶和美好的张力，如何看待这种张力？
答：对于这个深刻的问题，我有着类似的反思。西方的这一现象，对我来说，尚可接受，因为它并非发生在我的文化背景中。但是，当我回望中国的传统建筑，比如故宫和历代皇陵，心中不免生出沉思。这些建筑的背后，隐藏着无数无名劳工的血汗，其建造过程中更是导致许多家庭破产。当我们站在这些历史遗迹前，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当时百姓的共情，这种思考是非常珍贵和必要的。
我们既不应忘记艺术珍宝背后的历史，也不应让历史成为欣赏艺术的障碍。艺术品本身，不应为其美感道歉，也不需为与之相关的罪恶负责。我们需要保持这种张力，因为它能让我们保持清醒，避免偏颇。
如果我们说，这些都是旧时压迫的产物，应该一把火烧毁，那显然不是正确的态度。反之，如果我们仅将这些建筑视为文化瑰宝，认为它们展示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却忽视了其背后的历史重量，那也是一种偏颇的看法。因此，最佳的做法或许并非消解这种张力，而是在维持中寻求平衡。
如何平衡属灵权柄和世俗权柄？
答：如何平衡属灵权柄与世俗权柄，这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深刻的问题，也是教会不断思考的课题。在今天的讲座中，我们讨论的核心就是教宗的权威和君主的世俗权力之间的平衡。回顾西欧教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宗教改革的推动者们努力界定教宗权力的边界。他们强调，教廷的权力过于庞大，必须受到限制。常有这样的说法，若让教宗与皇帝对决，胜者必是教宗。这反映出中世纪欧洲是个神权至上的社会。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正如我先前所提，教宗和皇帝的冲突最终多数是以皇帝的胜利告终。
然而，罗马教廷在财富和权力上的无节制，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教宗的巨大影响，这也可能是其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
在现代西方社会，这个问题转变为：既然教会享有社会活动的自由，那么应如何负责任地、符合《圣经》教义地行使这种自由？毕竟我们不仅是灵魂的存在，每个人都需要食物、思考、社交和参与公共生活。教会不能对这些需求保持沉默。而在中国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从另一角度思考：教会如何能更好、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我们去教堂，不仅仅是参加周三、周五的查经班或周日的礼拜。我们的信仰应在生活的其它方面发声，包括我们的工作、家庭和社会活动。这是中国教会已经在探讨并需要继续深入的问题。
怎么看待天主教内部的修道运动在政教关系上扮演的角色？
答：天主教的修道运动与东正教、叙利亚教会的修道传统十分相似。如我先前所说，整个中世纪基督教王国的永恒主题是改革。我认为，最重要的改革途径可能不在于教会法或教宗，而在于修道院。若要对抗教会财富和权力的滥用，体制内的阻力巨大。在体制外，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教会，都指向隐修主义和修道院系统。修道院在理想、生活实践、属灵和治理权威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完全受教宗指挥。
修道士在成为修士前要发愿，包括：弃绝财产（绝财）、弃绝婚姻（绝色）、听命于上级（绝意）。这些誓愿直接针对当时教会的两大问题：买卖圣职和圣职人员的独身问题。
历史上，从十世纪至十一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开始，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热潮。教会财富过多，教堂装饰过于奢华，导致教会失去属灵意义。在亚西西的方济各处，这种改革达到高潮。方济各个人和他创立的修会都弃绝财产，这对当时的教会和社会产生了强烈影响。
总之，我认为，理论上，教会改革应包括修道院系统的参与。天主教修道运动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兴起，对教会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改教家一般将威克利夫视为先驱。从我的立场看，真正的教会是由被神拣选的人组成的无形教会。路德提出的“人人皆祭司”理论中，重要一点是每个人都应阅读《圣经》，用自己的语言理解并从中受益。至于圣餐礼的问题，更加复杂。威克利夫没有提出具体方案，他比较了圣餐礼和基督道成肉身，认为基督的临在进入饼和酒，不会摧毁它们的本质特征。圣餐神学的讨论非常复杂，超出了我的专业领域，因此我仅分享到此。
十字军东征的正面意义有哪些？
答：谈及十字军东征，许多人可能会立即联想到其负面影响。但是，我认为这个话题值得更深入、更有新意的探讨。通常我们倾向于对历史事件进行正负两面的评价，就像给历史人物贴上‘忠臣’或‘奸贼’的标签一样。然而，我鼓励大家换一个角度看待历史，首先是理解历史事件在其发生时代的环境和背景，也就是说，了解11至12世纪的西欧基督徒是如何看待十字军东征的。其次，我们要分析这些历史事件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影响和启示。
评价十字军东征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因此，我想推荐一位牛津大学的学者(Jonathan Riley-Smith)，他是专门研究十字军的专家。大家可以查阅他的研究来深入了解。
我们需要避免一些误解，尤其是将十字军视作欧洲殖民者的先驱这一观点。从现代视角来看，十字军似乎是一群对土地和财富饥渴的欧洲人，在宗教旗号下攻击了无辜的穆斯林。但这种解释实际上是错误地将18至19世纪的殖民主义批判套用在了11至12世纪的事件上。我们必须意识到，十字军的成员是出于信仰原因前往巴勒斯坦的。当时的旅程极其艰难，除了少数富有或有大领土的领主外，大多数十字军成员需要变卖所有家产，步行前往。他们的预期是可能会在路上丧命，因此教宗给予他们赦罪的承诺。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怀有宗教意愿就可以发动宗教战争。
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努力理解十字军东征在当时环境下的发生背景，并以《圣经》的原则评判它。
当时这些封建领主怎么看待罗马教廷的教权？他们和教廷之间的关系如何？
答：非常感谢您的观察。西方教宗权力的出现，确实与西罗马帝国秩序的崩坏有关，教宗在行政上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真空。英诺森三世时期的“日月论”清晰地表达了教会对信徒灵魂的牧养权威和责任。然而，人类的肉体和灵魂是不可分离的，这使得教会与世俗权力的界限模糊不清。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当时的主教与世俗封建领主并无太大差别。主教不仅拥有属灵意义上的权威，还掌握着骑士、农民，以及土地和财产。对世俗领主而言，主教是他们的竞争对手。
在大多数情况下，地位较低的主教（宗教领主）可能无法直接与教宗互动，因此教宗更多与各国国王打交道。尽管如此，由于信仰上的权威，主教对社会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强大，从国王、骑士到平民都受到其影响，这体现了所谓的“基督教王国”。
“基督教王国”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十字军东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主要由中层领主和他们的随从参与。此后，东征发展到国王带领几乎所有臣民参与。大多数情况下，教宗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道德和属灵的层面。同时，拥有封地的主教，甚至土地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修道院，在当地的经济和政治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在中世纪早期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