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翻看吐蕃敦煌的残篇，就知道，历史上一个人能留下名字就不错了，更何况留下事迹和作品，那就万幸了。然而历史留下的只能是一些碎片，历史学者很像侦探，只能根据这些碎片来构建，拼凑出历史之“原貌”。然而，这也是虚空。人的纪念又怎样，所谓三不朽也不是真不朽。真不朽是蒙主纪念，我们所做的事，主纪念就足以。
2 想当年景教也曾致力于汉译活动，按尊经记载有三十五部书1，如今残存的有几部呢？难道他们的汉译辛劳都白费了吗？难道主没有纪念他们手所做的工吗？我想主当然纪念，因为他们遵照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要把这福音传递给中国人，即便没有流传下来，给现今的国人看到。但至少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当时的人信主了。这就够了。主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有没有成功，有没有流传下来，有没有蒙人纪念），但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惟愿我们光从东方来以及教父原文中译计划的事工蒙主纪念，这就够了。
3 反观历史，我还是挺佩服君士坦丁和斯拉夫的皇室们的，因为他们有一个特质，中国的帝王们从来不具备。那就是谦卑。他们公开宣告基督教为国教，就是谦卑自己，公开承认有一位在帝王之上的上帝，有一个在人国之上的上帝的国。而我们的历史，从没有体现出这种特色，我们的帝王还是爱江山，爱权力，从未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拉下神坛。于是，其中的百姓活的就没那么自在，人吃人的现象就更加显露出来。
4 无论是出版，还是不能出版，原文翻译总还是要做下去的，不为别的，只为那桌上掉下的碎渣儿
5 环境有多严峻，我的译作就有多公开；因为神给的不可藏着掖着，总要多多给出去
6 没有完美的翻译，如果有，就是原文了。所有的译者都不得不对原文产生自己的释读和理解。
7 缺少了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的实践精神，就算有人通晓所有古典语言，熟读手稿碑刻等原始文献，我们仍然无法完全相信他的翻译和学术成果。因为一个人的生活如何，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亦会如何。這是現代學術方法論的通病。
8 我翻译更多的是牧养自己，争取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其次才是分享这些译作，让更多的人受教父们话语的牧养。
9 翻译这种事，是在做的过程中习得的（神父马克西姆言）。因此，坚持做下去就好，并且多做少说，因为做一件事是难的，评论一件事却是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