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课系列第八课，斯拉夫的皈依。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八课：斯拉夫的皈依》，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10月11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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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四章 斯拉夫人的皈依
阿甲按：维尔主教1-3章讲得比较简略，因为他的受众是西方教会，十字军东征之前，东西方还没有正式分裂，大家都还知根知底，所以就没有细说。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就转到斯拉夫民族。当今的斯拉夫民族在东正教起码占据半壁江山，是很有影响力的。下面我们就来讲讲他们的皈依史。
一、西里尔和美多迪鸟
对于君士坦丁堡来说，九世纪中期是一段密集传教活动的时期。拜占庭教会最终从反对破除圣像的长期斗争中解放出来，将力量转到皈依异教徒斯拉夫人上，斯拉夫人位于帝国北部和西北部的边境之外，包括莫拉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弗提乌斯是第一位在斯拉夫人中掀起大规模传教运动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他挑选出两兄弟执行这项任务，他们是来自塞萨洛尼卡的希腊人君士坦丁（Constantine， 826—869）和美多迪乌（？815—885） 。在正教会中，君士坦丁常常被称为西里尔，这是他成为修士时取的名字。他在早年时以「哲学家君士坦丁」闻名，在弗提乌斯的学生中最有才干，熟悉很多种语言，包括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甚至撒玛利亚方言。但是他和他兄弟的特殊才能是他们会斯拉夫语：他们在幼时学会了塞萨洛尼卡附近地区的斯拉夫方言，他们能够流利地使用这种语言。
西里尔和美多迪乌大约在八六0年短暂访问了居住在高加索北部地区的哈扎尔人（Khazars）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传教之旅。这次远征没有取得甚么永久结果，数年后哈扎尔人采纳了犹太教。兄弟两人的真正工作开始于八六三年，他们在那时赶赴莫拉维亚（大约相当于现代的捷克斯洛伐克） 。
他们的行程是应那裏的王子罗斯蒂斯拉夫（Rostislav）的请求，王子请求派遣能够使用自己语言布道和使用斯拉夫语进行礼拜活动的基督教传教士。斯拉夫语的礼拜需要斯拉夫文《圣经》和斯拉夫文礼拜手册。在兄弟两人前往莫拉维亚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着手这项浩大的翻译任务了。他们必须先创造出一套合适的斯拉夫字母表。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使用了自幼年时就熟悉的那种斯拉夫语形式，即塞萨洛尼卡附近的斯拉夫人说的马其顿（Macedonian）方言。马其顿斯拉夫人的方言以这种方式成为斯拉夫教会（的语言） ，它在今天仍然是俄罗斯和其他一些斯拉夫正教会使用的礼仪语言。
西里尔和美多迪鸟在离开拜占庭，前往未知的北部时随身携带了斯拉夫译本，人们不能高估它对正教未来的作用。在教会的传教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事情鲜有发生。斯拉夫基督徒在一开始就享受一项不为当时的西欧人享有的珍贵特权：他们使用自己能够理解的语言听讲福音和教会礼拜。不像西部的罗马教会坚持拉丁语，正教会在语言问题上从不僵化，它的标准政策是使用人们的语言做礼拜。
阿甲按：他们在去传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翻译活动。可见，传教活动其实是伴随著翻译活动的，即翻译活动是传教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给斯拉夫民族传教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的斯拉夫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它们就造了字母表和语言体系，所以从骨子里「文字上」斯拉夫受东正教的影响就很深远。在中国也有个传教成功的例子，就是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掀起了一股翻译佛经的风潮，很多的这个贵族，士大夫整日无事，就开始研究佛经，玄学，老庄等。这些译作就从上往下在中国流传开来。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几乎达到巅峰。随后，安史之乱以后，民族情结兴起，就开始以宋明理学压制佛教。总体来说，佛教已经是中国文化这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究其原因，其早期的译经活动可谓功不可没。
就像在保加利亚一样，在莫拉维亚的希腊传教团很快也和在同一地区传教的日耳曼传教团发生了冲突。两个传教团不仅依赖不同的宗主教区，而且按照不同的原则工作。西里尔和美多迪鸟在礼拜中使用斯拉夫语，日耳曼人使用拉丁语；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朗诵原版信经，日耳曼人朗诵加入「和子」的信经。
阿甲按：可惜的是，据我所知，目前《金口约翰侍奉圣礼》尚未出现一个统一的、标准的中译本。我尚未听说哪位主教成立委员会去着手翻译侍奉圣礼。有个别正教信友翻译了日常礼仪文本以供正教徒使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站在教会的角度，礼仪文本的翻译是首当其冲的，其他一些现代圣人传记也于信徒灵性有益。我们《教父原文中译计划》更着重学术角度让大家了解这些东方教会传统，二者可谓相得益彰。
为了使自己的传教工作不受日耳曼人干涉，西里尔决定将传教工作置于教宗的直接保护之下。西里尔求助罗马的行动显示出，他没把弗提鸟斯和尼古拉之间的争吵太当回事，对于他来说，只要他能够继续在教会礼仪中使用斯拉夫语，东部和西部就仍然联合成一个教会，他依靠君士坦丁堡还是依靠罗马的问题，不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问题。兄弟俩在八六八年亲自赶到罗马，他们的请求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尼古拉一世在罗马的职任者哈德里安二世（Hadrian II）高兴地接受了请求，对希腊传教团给予全力支持，确认斯拉夫语为莫拉维亚的礼仪用语。他赞成兄弟俩的译本，把斯拉夫文的礼拜手册副本放在了城中主要教堂的圣坛上。
阿甲按：目前在基督教学术研究领域，天主教是最好的，无论是原始文献还是学者方面。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就藏有不少珍贵的教会史料。这里我们就看到最早的斯拉夫译本是在罗马。
西里尔在罗马逝世（869年） ，美多迪乌返回莫拉维亚。情况令人悲哀，日耳曼人置教宗的决定于不顾，尽一切可能的方式阻挠美多迪乌，甚至将他投入狱中，长达一年多时间。当美多迪乌在八八五年逝世时，日耳曼人把他的同伙驱逐出境，将他们中的许多人贩卖为奴。斯拉夫语传教团的蹤影在莫拉维亚继续留存了两个多世纪，但是最终被彻底根除；具有拉丁文化和拉丁语言（当然还有「和子」）的西方形式的基督教开始成为普遍。在莫拉维亚建立斯拉夫国家教会的尝试一无所得。西里尔和美多迪乌的工作似乎以失败终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兄弟两人未曾亲自前去布道的其他国家从他们的工作中获益，最突出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如我们前面所见，保加利亚的可汗鲍里斯曾经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犹豫不定，但最终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管理。虽然在保加利亚的拜占庭传教士缺乏西里尔和美多迪乌的视野，起初使用希腊语做教会礼拜用语，对于普通的保加利亚人来说，希腊语像拉丁语一样无法理解。但是当美多迪乌的学生们被赶出莫拉维亚以后，他们自然地转入保加利亚，将莫拉维亚传教团采取的原则引入到这裏。希腊语被斯拉夫语取代了，呈现给保加利亚人的是他们能够吸收的，具有斯拉夫形式的拜占庭基督教文化。保加利亚教会迅速成长。大约在九二六年，正逢沙皇西蒙大帝（Symeon the Great893—927年在位）统治时期，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宗主教区建立起来，在九二七年得到了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承认。鲍里斯建立自己独立教会的梦想，在他死后半个世纪内变为现实。保加利亚是斯拉夫人的第一个国家教会。
拜占庭传教团也进入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在九世纪后半期，大约在八六七至八七四年间接受了基督教。塞尔维亚也位于东部和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分割线上，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犹豫不定后，它遵循了保加利亚而非莫拉维亚的范例，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管理。在这裏，斯拉夫语礼拜手册被引入，一个斯拉夫一拜占庭文化成长起来。塞尔维亚教会在圣萨瓦（St Sava， 1176—1235）的领导下获得了部分的独立，圣萨瓦是最伟大的塞尔维亚族圣徒，他于一二一九年在尼西亚被祝圣为塞尔维亚大主教。塞尔维亚宗主教区在一三四六年建立，在一三七五年得到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承认。 俄罗斯人的皈依在间接上也可归于西里尔和美多迪乌的工作，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谈。来自塞萨洛尼卡的两位希腊人有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作其「灵性孩子」，他们完全配得上「斯拉夫人的使徒」的称号。
巴尔干人的另一个正教国家罗马尼亚，具有更加复杂的历史。罗马尼亚人虽然受到他们的斯拉夫人邻居的影响，但在语言和种族方面主要是拉丁的。相当于现代罗马尼亚一部分的达西亚（Dacia） ，在一0六至二七一年期间是罗马的一个行省，但是此时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团体似乎在罗马人撤退以后消失了。保加利亚人在九世纪末或十世纪初时，显然使部分罗马尼亚人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瓦拉 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直到十四世纪时才完全皈依基督教。
那些认为正教是完全「东部的」，其有希腊和斯拉夫特征的人，不应该忽略罗马尼亚教会的事实，它在今天是第二大正教会，主要具有拉丁的民族身份。拜占庭授予斯拉夫人两件礼物：一套完整清晰的基督教教义体系和一个充分发展的基督教文明。当斯拉夫人在九世纪开始皈依时，教义争端的重大时期和七次大公会议时期已经结束了。信仰的主要轮廓——圣三一和道成肉身教义——已经被制定出来，具有确定形式的信仰传到斯拉夫人中。也许这是斯拉夫教会之所以很少造就出原创性神学家的原因，而出现在斯拉夫地区的宗教争端通常都不是教义性质的。但是对于圣三一和道成肉身的信仰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伴随其传播的是一整套基督教文化和文明，这也是希腊传教士从拜占庭随身带来的。斯拉夫人同时被基督教化和被开化。
阿甲按：斯拉夫民族最大的贡献不来自于教义，神学层面，有原创性的不多，而在于其践行的精神和圣人传统。因为传给他们的时候，这些教义，神学层面的东西已经通过七次大公会议讲通了。但斯拉夫民族有自己的风格，比如他们的语言，建筑，服饰等。
希腊人不是以陌生的而是以斯拉夫的外衣传播这一信仰和文明（西里尔和美多迪鸟的译本在这裏具有首要意义） ，斯拉夫人能把他们借自于拜占庭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如果拜占庭文化和正教信仰起初主要限定于统治阶级，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在整体上变为斯拉夫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创造独立的国家教会体系，教会和民众的联系甚至更加紧密了。
正教和民众生活，特别是和国家教会体系的紧密一体化，必定会带来不幸的结果。因为教会和国家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正教斯拉夫人常常将两者混淆，使教会服务于国家政治目的。他们有时倾向于首先视其信仰为是塞尔维亚的、俄罗斯的或保加利亚的，忘记它首先是正教和公教的，这也是希腊人在现代受到的诱惑。民族主义在上一千年中已经成为正教的祸根。而教会和人民的联合在最后被证明具有巨大的助益。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实则成为全体人民的宗教，最佳意义上的大众宗教。
阿甲按：这里维尔主教毫不避讳地批评东正教内部民族主义的倾向。比如，这种观点倾向与这样说：东正教只属于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必须属于东正教，两者不能分开。人加入东正教就必须先变成俄罗斯人，学习他们的一切风俗「语言，服饰，舞蹈，食物等等等」，甚至说，如果你没有俄罗斯血统，你不配受洗等等。或者说，只有俄罗斯的东正教是最高级，最正统的，其他的都偏离了真道。这种言论就是我所说的宗教与民族混同主义，是异端教导。
二、俄罗斯人的洗礼:基辅时代（988-1237）
阿甲按：988-1237是俄罗斯消化吸收希腊东正教传统的时间，历经两百多年。如今东正教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要消化吸收它，没有两三百的持续过程是不可能。比如，佛教在中国扎根，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几百年的译经活动所致。传统教会不像麦当劳，到哪里都一样，食物也没有太多变化。传统教会到一个地方会有自己的风味，这个过程没有几百年的消化和吸收是不可能的。
弗提斯也计划使俄罗斯的斯拉夫人皈依。他大约在八六四年派遣一位主教前往俄罗斯，但是这第一个基督教根据地被奥雷格（Oleg）刬除了，奥雷格于八七八年在基辅（俄罗斯当时的主要城市）掌权。但是，俄罗斯继续经历拜占庭、保加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基督教的继续渗透，基辅在九四五年建立了一个教会·俄罗斯公主奥尔佳（Olga）在九五五年成为基督徒，但是她的儿子斯维亚托斯列夫（Svyatoslav）拒绝效仿她，说如果他接受基督教洗礼，他的随从会嘲笑他。 可是，奥尔佳的孙子弗拉基米尔（ Vladimir，980-1015年在位）大约在九八八年皈依了基督教，娶了拜占庭皇帝的姐妹安娜（Anna）。正教成为俄罗斯的国教，一直持续到一九一七年。
阿甲按：这种联姻很难说一定是宗教性的，可能更多的是政治性的。比如说，古代隋唐时期，这种把公主嫁到西域的少数民族或者西域民族把他们的王子放到长安的王宫里做质子就是防止打仗。
弗拉基米尔热切地希望在他的国土上展开基督教化:神父、 圣物、圣器、圣像被引入；大量的洗礼在河边举行；教会法庭被建立，教会称呼被确立。有着银首和金胡子的巨大的佩伦（Perun）神偶像，被从基辅的山顶上可耻地扯下来。「天使的号角声和福音的雷声响彻所有城镇。朝神飞升的香烟圣化了空气。山上矗立起修道院。男人和女人，年幼和年长的人，所有人都涌入神圣的教堂。」1希拉里安都主教在六十年后这样描述这一事件，他的描述无疑具有一定的理想化；因为基辅的俄罗斯人没有全部立即皈依基督教，教会最初主要限定于城市中，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以前，大多数农民都是异教徒。
阿甲按：我觉得这个评论是中肯的。多数情况下，一个宗教在一个国家发展，它的趋势就是从自上而下的。大概要经历两三百 年，几代人以后，慢慢地渗透到下面去。其实这也是佛教发展的一个过程，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力发展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一些西域的少数民族，一些王宫贵族大力地提倡佛教，出资建佛寺，然后佛教就开始在普通老百姓中变得流行起来。我相信俄罗斯的教会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它可能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首先是王宫贵族，然后就是上行下效。即便执政者的资本，力度和推广度是极大的，推广到民间仍需要至少两三百年的时间。
弗拉基米尔与施舍者约翰一样强调基督教的社会内涵。每当他同他的朝臣享受盛宴时，他就给穷人和病人分发食物；在欧洲地中海地区，没有其他地方像十世纪的基辅这样拥有如此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服务」。基辅俄罗斯的其他统治者们都以弗拉基米尔为榜样。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Vladimir Monomachos1113-1125年在位）在给其子的《遗言（Testament）中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忘记穷人，尽你之所能支持他们。向孤儿施舍，保护寡妇，不允许强大者毁掉别人。」2弗拉基米尔也深知基督教的仁慈律法，当他将拜占庭的法典引入基辅时，他坚持缓和其比较野蛮和残忍的特性。基辅俄罗斯没有死刑，断肢，拷打，很少 使用肉体刑罚。
阿甲按：基督教的社会慈惠事工，社会属性是基因里的。因为圣经说，上帝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丈夫、穷人的守护 者。这些话在教父眼中都不是虚言，因此四世纪的巴西尔建立了福利院，金口约翰谴责富人吝啬，批评他们奢靡的生活。近代中国也深受基督教这种社会慈惠精神的影响，比如来华的宣教士建立学校，医院，养老院，孤儿院，这些都是明证。
同样的温顺可见于弗拉基米尔的两个儿子鲍里斯和格列波（Gleb）的故事中。弗拉基米尔在一0一五年一逝世，他们的长兄斯维亚托波尔克（Svyatopolk）试图攫取公国的权力。他们真正遵守福音的诫命，没有进行抵抗，虽然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进行抗，两人反倒被斯维亚托波尔克的密使谋杀了。如果要流血，鲍里斯和格列波宁可让自己流血。虽然他们不是为信仰而殉道，而是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 是他们被封为圣徒，被授予「受难者（Passion Bearers）的特别称号:人们从他们无辜而自愿的受难中感受到他们分享了基督的受难。俄罗斯人始终极为看重受难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地位。
阿甲按：上面提到东正教的国教特点。其实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圣人传统。如果政治的支持是外在的，那么圣人传统则是潜移默化，内在的，它感化的不只是一代人，是好几代人，这些圣人以及传记塑造整个民族的性格。 因此，俄罗斯的圣人传记是值得好好学习效法的，因为他们效法基督。这当然也影响了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有很深的忏悔和反思在这些作品中，这些都是因为圣人传统的影响。而我们中国的文学作品很少有这些东西，多是像鲁迅说的，仁义道德只不过是吃人的借口，没有绝对的正义，一切都不过是成王败寇的托词罢了。
如同在拜占庭和地中海西部一样，修道院在基辅俄罗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辅最有影响力的修道院要数名为「佩切尔斯基拉瓦」（Pethersky Lavra）的洞穴修道院。它最初是一所半隐修修会。创建者是曾经在阿索斯山上生活的俄斯人圣安东尼，继任者圣狄奥多西（卒于1074年）重组修道院，仿照君士坦丁堡的斯托迪奥修道院，引入了完全的团体生活。同弗拉基米尔一样，狄奥多西也知道基督教的社会重要性，他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运用它们，使自己同穷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像西部的阿西西的圣方济（St Francis of Assisi）的作为。鲍里斯和格列波追随基督献祭牺牲；狄奥多西追随基督过贫穷的生活和自愿「虚己」（self–emptying， kenosis）。
他出身高贵，但在幼年时期就选择穿粗陋的补丁衣服，和奴隶们一起在田间劳作。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变成穷人，屈尊使自己成为榜样，所以我们应当以他的名义使自己卑微。他为了拯救我们而遭受辱駡、唾弃和鞭打。那么，我们为了获得基督而遭受困苦是多么地公正。」即使当选为修道院长以后，他也穿着最简陋的衣服，拒绝一切外在的权威标记。但是在同时，他也是贵族和王子们所尊敬的朋友和顾问。 虚己的谦卑思想同様也可见于其他人，例如弗拉基米尔的路加主教（Luke of Vladimir ，卒于1185年）用《弗拉基米尔编年史》（Vladimir Chronicle）的话来说，他「自身承受基督之辱，没有尘世之城，而在寻觅未来之城」。这种理想常常存在于俄罗斯民间傅说中，也存在于诸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中。
阿甲按：我们必须说，基督教是一个强调来生的宗教，基督教不只仅仅是说要注重社会关怀和正义，也强调来生。这一点又跟中华中国文化不一样。中国文化太强调今世，所谓好死不如赖活。它当然有优点，但缺点是，只要活着，那你就可以没有什么底线和原则了。
弗拉基米尔、鲍里斯，格列波，狄奥多西都密切关注福音的实践含义:弗拉基米关注社会正义，希望待罪犯以仁慈；鲍里斯和格列波决心追随基督自遭受磨难和死亡。狄奥多西同位卑者紧密相联。这四位圣徒体现出基辅基督教最富吸引力的一些特征。
基辅时代的俄罗斯教会受君士坦丁堡管辖，在一二三七年以前，俄罗斯的都主教通常都是希腊人。为了纪念都主教来自于拜占庭的那段日子，俄罗斯教会继续使用希腊语演唱献主教的庄严祝词《主，嚮往你多年》（eis polla eti despota， unto many years，o master）。但是至于其余的主教，大约半数人是基辅时代的土生俄罗斯人，一位甚至是犹太皈依者，另一位是敍利亚人。
阿甲按：可见当时俄罗斯人跟叙利亚人是有联系的。我一再地说其实基督教不只是有这个东方和西方，还有一个是叙利亚传统，它的发展在15世纪航海时代兴起之前是非常强的。可以说是三足鼎立的局势，即教会在15世纪之前，有西方的拉丁教会，东方东正教，还有就是叙利亚教会。这三大传统由于航海时代的开启，大家学西方，只对西方教会有所了解，对于其他两大传统知之甚少。此外，基辅时期的教会可能并没有东西分裂的概念，他们采纳了不少西方教会的元素「当然地理位置的接近也是有关系的」。
基辅不但同拜占庭，还同西欧联系紧密，早期俄罗斯教会组织的一些组织特征，例如教会称呼，不是拜占庭的，而是西欧的。许多西部圣徒没有出现在拜占庭日历中，但却在基辅受到敬奉；十一世纪在俄罗斯编制的一个神圣三一祷告，上面列有阿尔本（Alban）和博多夫（Botolph）等英格兰圣徒，还有一位法兰西圣徒都尔的马丁（Martin of Tours）。一些作家甚至争论说在一0五四年以前，俄罗斯基督教的拉丁成分同希腊成分一样多，但这是言过其实的大夸张。在彼得大帝统治以前，基辅时代的俄罗斯较任何时代都更接近西方，但是她从拜占庭那裏得到的要远远多于她从拉丁文化那裏得到的。拿破仑称俄罗斯的皇帝亚历山大一世为「下等帝国的希腊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据说俄罗斯最大的不幸是她几乎没有时间吸收拜占庭的全部属灵遗产。在一二三七年，由于蒙古人的入侵，基辅俄罗斯突然而猛烈地终结了。基辅遭到洗劫，除诺夫歌罗德（Novgorod）附近的遥远的北方以外，侵略者横行于俄罗斯全部疆域。一位在一二四六年出访蒙古宫廷的访问者记录说，他在俄罗斯领土上看到的既非城市也非乡村，只是废墟和无数的骷髅。如果基辅被摧毁了，基辅的基督教却保留了一段鲜活的历史: 像童年的黄金时期一样，基辅俄罗斯从未在俄罗斯民族的记忆中暗淡。任何想要汲取她的文学作品的纯粹源泉的人，都能够满足他的宗教渴望；在她的令人尊敬的作者中，他能够找到指引他穿越错综复杂的现代世界的嚮导。基辅的基督教对于俄罗斯宗教观念的价值，等同于普希金对于俄罗斯艺术观念的价值:标准的，黄金度量的皇室方式的价值。
阿甲按：也许很多人认为成吉思汗是伟大帝王。但俄罗斯应该不会这么看的，因为蒙古人破坏了他们的家园——基辅。如果我们在看看中亚地区的民族，估计也不会这么看的。蒙古人西征时那种屠城的血腥，很多大城市从此荒废，对那些民族来说，成吉思汗当然不是什么大帝，他只是杀人魔罢了。他杀的人太多了。他征服的过程就是杀人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站在他们的角度看成吉思汗，你永远不会称颂他是伟大帝王。可见，站在不同的视角，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解读是有很大差异的。
三、蒙古人统治下的俄罗斯教会（1237-1448）
蒙古鞑靼人在俄罗斯的宗主权从一二三七年持续到一四八0年。但是俄罗斯人最终敢于在库利科沃（Kulikovo）大战（1380年）这场公开战争中面对压迫者并最终击败他们。在此以后，蒙古人的统治权受到相当大的削弱，到一四五0年时，蒙古人的统治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名义上的。教会比其他任何事物更能在十三和十四世纪保存俄罗斯的民族意识，这同教会后来在受土耳其统治的希腊人中保存统一意识一样。蒙古时期的俄罗斯是外观发生了很大改变的俄罗斯。
基辅再未从一二三七年的洗劫中恢复过来，它的领导者地位在十四世纪被莫斯科公国夺取。正是莫斯科大公鼓舞人们反抗蒙古人，正是他在库利科沃领导俄罗斯。莫斯科的兴起同教会有密切的关联。当这座城市还很小和不那么重要时，在一三0八年到一三二六年间担任俄罗斯都主教的彼得决定在那裹安定下来。这最终导致了俄罗斯教会的分裂，出现了两个都主教，一位在莫斯科，另一位在基辅，但直到十五世纪中期，这种安排才永久固定下来。
在蒙古时期的俄罗斯教会历史上，三位人物应该受到特别的关注，他们都是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Nevsky）、彼尔姆的斯蒂芬（Stephen of Perm），拉多涅兹的塞吉乌斯（Sergius of Radonezh）。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卒于1263年），是俄罗斯伟大的圣战士之一，可与西部的同时代人法兰西国王圣路易相比肩。他是诺夫歌罗德的王子，诺夫歌罗德是在一二三七年逃脱洗劫的一个重要的俄罗斯公国。但是在鞑靼人到来后不久，亚历山大发现自己受到了来自西面的敌人，瑞典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的威胁。同时在两线作战是不可能的。亚历山大决定服从鞑靼人的统治并向他们上贡；对于西面的敌人，他发起了强有力的抵抗，同他们的两次决定性战争取得了胜利。在一二四0年战胜瑞典人，在一二四二年战胜日耳曼骑士。他宽待鞑靼人而不是西部人，主要出于宗教原因:鞑靼人收纳贡品但不干涉教会的生活，而日耳曼骑士公然想要使俄罗斯的「教派分裂分子」接受教宗的管辖。其时正逢一位拉丁宗主教在君士坦丁堡在任，北部的日耳曼十字军战士想要在正教的诺夫歌罗德取得突破，就像他们的同伙于一二O四年在南部突破正教的君土坦丁堡一样。尽管亚历山大受到蒙古人的威胁，但拒绝任何宗教上的妥协。据记载他是这样答复教宗信使的，「我们教义的宣讲者是使徒……我们小心翼翼地保留七次会议的神圣教父传统。对于你们的话，我们不予倾听，我们也不需要你们的教义。」
阿甲按：基辅时期的教会与莫斯科时期的教会是很不一样的。基辅时期东方其实没有分裂，莫斯科时期正值十字军东征，东西方彻底闹掰。基辅时期努力学习东西方的传统，莫斯科时期由于遭到蒙古统治，其民族和政治性得以加强，对西方的仇恨加剧。说白了，你欺负我灵性之母「拜占庭」，我怎能对你说好话。
两个世纪后的希腊人在弗罗伦萨会议以后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在政治上臣服于异教徒，而不是他们认为的在灵性上降服于罗马教会。
彼尔姆的斯蒂芬带给我们的是蒙古人统治下的教会生活的另一方面:传教工作。俄罗斯教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传教教会，俄罗斯人很快就向他们的异教徒征服者派遣福音传播者。一位名叫密特凡（ Mitrophan）的传教士主教在一二六一年前往位于伏尔加河畔的鞑靼首都萨莱（Sarai）。其他人的传教对象不是蒙古人，而是居住在俄罗斯大陆东北和遥远北部的原始异教部落。这些传教士忠于西里尔和美多迪鸟的榜样，将《圣经》和教会礼拜翻译成他们教牧的人们的语言和方言。
彼而姆主教圣斯蒂芬（1340-1396）在兹梁（Zyrian）部落裏工作。他在修道院裏度过十三年的预备阶段，为了更好地适应翻译工作，他不仅学习原住民的方言，还学习希腊语。
西里尔和美多迪乌的跟随者们已经在他们的斯拉夫译本中使用改编的希腊字母，但斯蒂芬使用的是本土的如尼文（rune）。他是一位圣像画家，致力于展示不仅仅为真的，还为美的上帝。同许多早期的俄罗斯传教士一样，他不跟随军事和政治上的征服，而是在它前面。
拉多涅兹的塞吉乌斯（1314-1392）是俄罗斯最伟大的民族圣徒，同十四世纪时的土地收复有密切关联。其生平的外在形式使人想起埃及的圣安东尼。他在成年早期阶段退入到森林中（在北方相当于埃及的沙漠），在此建立了一所献身于神圣三一的隐修院。过了几年独居生活之后，他的隐修场所开始为人所知，他的周围聚集起学生，他成长为一位灵性导师，一位「长老」或starets。最后（这与安东尼的结局相对应），他将他的一群学生转入一所正规修道院，这所修道院在他的有生之年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宗教修道院。洞穴修道院之于基辅俄罗斯，相当于圣三一修道院之于俄国。
塞吉鸟斯同狄多西一样虚己（kenosis）和故意自辱，（尽管出身高贵）他像农民一生活，衣着最为褴褛。「他的衣服像是粗鄙的农民穿的，破旧不堪，没有洗过，浸透了汗水，打着厚厚的补丁。」当他成为一个大团体的修道院长时，声名如日中天，他仍然在厨房花园工作。当他被指认给访问者时，他们不能相信他真的就是那位著名的塞吉乌斯。一个人厌恶地呼叫:「我要来见先知，你们让我见的是乞丐。」
同狄多西一样，塞吉乌斯也活跃于政治领域。他是莫斯科大公的密友，鼓励城市扩张，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库利科沃大战以前，俄罗斯军队的首领迪米特里·顿斯科伊（Dimitry Donskoy）王子特意去找塞吉乌斯，以获得他的祝福。
阿甲按：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为什么俄罗斯有些神父给他们的导弹洒水，祝福。我们在这里应该看到一点影子吧。
虽然狄奥多西和塞吉乌斯的生平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要注意他们有两点不同之处。首先，洞穴修道院像基辅俄罗斯的大多数修道院一样，位于城市的郊区，圣三一修道院建在远离文明世界的旷野中。就行为方式来说，塞吉乌斯是一位探险家和殖民者，他推进文明的边界，将森林置于文化之下。他不是当时唯一的殖民者修士的范例。其他人像他一样进入森林中成为隐士，他们的情况也同他一样，开始时的隐修院很快成为常规的修道院，院墙外还有一座开化的城镇。然后整个过程再重新开始:寻找独居生活的新一代修士们会去更加遥远的森林，学生们会跟随而来，新的团体会形成，新的土地会被开辟为田地。殖民者修士的稳步推进是十四和十五世纪的俄罗斯的最突出特征之一。一张浩大的宗教修道院之网从拉多涅兹（ Radonezh）和其他中心开始，迅速传了整个俄罗斯北部，远至白海和北极圈。在塞吉乌斯的有生之年裹，他的学生们建立起五十多个团体，下一代的追随者们建立了四十多个团体这些探险家修士不仅是殖民者，还是传教士，因为他们向北部深处穿越的同时，也向周围森林中的野蛮异教部落传播基督教。
其次，狄奥多西的宗教经验中没有能够被叫做特殊神秘的东西，而在塞吉乌斯那裏，灵性生活的一个崭新维度开始变得明显。塞吉乌斯是格列高利·帕拉玛的同时代人，他可能对拜占庭的静修运动有所了解。无论如何，塞吉鸟斯在祷告时呈现出异象，这被他的传记作者埃比法尼鸟斯（Epiphanius）记载下来，这只能在神秘的意义得到解释。
塞吉乌斯被称为「俄罗斯的建造者」，这个名称具有三重意义:从政治上说，他激励莫斯科崛起和抵抗鞑靼人；从地理方面讲，他鼓舞修士们向森林大规模推进，在此点上无人能出其右；从灵性上说，他通过神秘祷告经验，深化了俄罗斯教会的内在生命。也许，他较其他俄罗斯圣徒的优秀之处便在于，他成功地平衡了修道运动的社会方面和神秘方面。在他和他的追随者的影响之下，从一三五0年到一五五0年的两个世纪被证明是俄罗斯灵修的黄金时代。
这两个世纪也是俄罗斯宗教艺术的黄金时代。俄罗斯画家接手拜占庭的圣像画传统，在这些年中使之臻于完善。圣像画毕竟是在圣塞吉乌斯的灵修幼童中兴盛起来的。从艺术的观点来看，最好的正教圣像画是圣安德鲁·鲁勃列夫（Andrew Rublev，？1370-？1430）所作的圣三一画，它应该是为纪念圣塞吉乌斯，而被悬挂在他的拉多涅兹修道院裏，这不是巧合。
在塞吉乌斯去世六十一年以后，土耳其人攻占了拜占庭帝国。在库利科沃战役之后形成的新俄罗斯，圣徒本人如此劳心劳力建设的新俄罗斯，现在受召接替拜占庭作正教世界的保护者。这一使命在后来看来既是有价值的又是没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