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十课 俄罗斯与圣彼得堡。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10课:俄罗斯与圣彼得堡》,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11月29日),讲稿由阿甲整理而成,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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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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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6章 俄罗斯与圣彼得堡

阿甲按:本章介绍莫斯科15世纪的兴起,时段涵盖15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莫斯科自诩为第三罗马,自从其发端就具备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俄罗斯的圣人传记传统。介绍了拥有派和非拥有派,旧礼派,宗主教时期「大约持续一个多世纪」、以及彼得大帝开创的圣会议时期「直到20世纪初」、以及俄罗斯的长老传统。

一、第三羅馬莫斯科

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後,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擔任東部的基督教世界的領導。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的大部分已經被土耳其人征服,而餘下的領土也在不久之後被吞併。基輔主教區歸順了波蘭和立陶宛的羅馬天主教統治者。只有俄國保持原様。在拜占庭帝國終結的特殊時刻,俄國人自己最終拋掉了韃靼宗主權僅存的殘餘:神似乎賦予他們以自由,因為他已經選中他們擔當拜占庭的繼任者,對於莫斯科人來説,這絕非偶然。

同莫斯科的國土一樣,莫斯科教會與此同時赢得了獨立,與其説獨立源於任何有目的的計劃,不如説源於偶然。在那時,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已經任命了俄羅斯教會的領袖,都主教。佛羅倫薩會議上的都主教是一位希臘人依西多(Isidore)。依西多領頭支持與羅馬聯盟,他在一四四一年返回莫斯科,公佈了佛羅倫薩會議的決議,但卻沒有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他被大公關進監獄,過了一段時間後逃回意大利。首要主教職因此空缺,但是俄羅斯人不能請求宗主教再派來一位新的都主教,因為君士坦丁堡的官方教會在一四五三年以前一直接受佛羅倫薩聯盟。俄羅斯人不願意自己採取行動,這種情況延續了數年。在沒有君士坦丁堡參與的情况下,於一四四八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俄羅斯主教會議最終選舉出一位都主教。在一四五三年以後,也就是在君士坦丁堡放棄佛羅倫薩聯盟以後,宗主教區和莫斯科之間的聯絡恢復了,但是俄羅斯人繼續自己任命自己的總主教。莫斯科教會自此獨立。然而,基輔都主教區繼續接受君士坦丁堡的管轄,到一六八六年轉歸莫斯科管轄,儘管這一事件沒有得到普世宗主教的任何正式祝福。

一椿婚姻推動了莫斯科充當拜占庭繼任者的念頭。伊凡三世大帝(1462—1505年在位)在一四七二年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亞。雖然索菲亞有兄弟且不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但是這椿婚姻起到了同拜占庭建立王朝聯繫的作用。莫斯科大公開始採用拜占庭的「獨裁者」和「沙皇」(Tsar)(羅馬文「凱撒」 [Caesar]的改稱)的稱號,開始把拜占庭的雙頭鷹用作國徽。人們開始把莫斯科視為「第三羅馬」。(他們認為)第一羅馬已經落入蠻族之手並因此瞳入異端;第二羅馬君士坦丁堡又在佛羅倫薩會議上堕入異端,受到了被士耳其人攻佔的懲罰。莫斯科因此承接君士坦丁堡,成為第三和最後的羅馬,成為正教基督教世界的中心。普斯科夫(Pskov)的修士菲洛修斯(Philotheus)在一五一0年寫給沙皇巴西爾三世的一封著名的信中,陳詞如下:

我想為我們當今的正教帝圆的統治者添加一些间語:他是世上基督徒唯一的皇帝(沙皇) ,是不再位於羅馬或君士坦丁堡,而是位於被賜福的城市莫斯科的使徒教會的領袖。在整個世界中,她的光芒比太陽還要明亮……所有的基督教帝國都淪陷了,代替他們的只有我們統治者的帝國,她符合先知書。兩個羅馬已經淪陷了,但是第三個矗立着,永遠不會有第四個。1

1.引自 Baynes&Moss《拜占庭:導論》页385

莫斯科擔當第三羅馬的想法同沙皇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稱的:拜占庭皇帝曾經充當正教的捍衛者和保護者,現在俄羅斯的獨裁者受命承擔同樣的任務。在宗教領域,它的含義受到更多的限制,因為俄羅斯教會的領導者從未取代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在正教領導者中至多排第五位,排在耶路撒冷宗主教之後。

拥有派和非拥有派

儘管聖塞吉烏斯的夢想———俄羅斯擺脱韃靼人的統治獲得獨立的夢想變成了現實,但是在他的靈性後裔中出現了令人悲哀的分裂。塞吉鳥斯已經將修道主義的社會方面和神秘方面結合在一起,但是到了他的繼任者們那裏,這兩方面又分離了。在一五0三年的教會會議上,分裂第一次公開。當會議接近尾聲時,來自伏爾加河畔深處森林的一所隱修院的修士,索拉的聖尼魯斯(St Nilus of Sora[Nil Sorsky],?1433-1508),起立發言並對修道院土地的所有權發起了攻擊(當時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俄羅斯土地屬於修道院)。沃洛克拉姆斯克( Volokalamsk)的修道院院長聖約瑟夫(St Joseph,1439-1515)為修道院的土地所有權做了辯護。參加會議的大部分成員支持約瑟夫,但是俄羅斯教會還有一些人贊同尼魯斯——主要是像他一樣居住在伏爾加河畔深處的隱士們。

約瑟夫那一派被稱為「擁有者」,尼魯斯和「跨越伏爾加河的隱士們」被稱為「非擁有者」。雙方的關係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裹相當紧張。最終在一五二五至一五二六年,非拥有者派們抨擊沙皇巴西爾三世的離婚不正當(正教會准予离婚,但是僅出於特定原因),沙皇囚禁了非擁有者派的首领,关閉了伏爾加河那邊的隱修院。聖尼魯斯的傳統被迫轉入地下,雖然它始終沒有完全消失,但它對俄羅斯教會的影響力受到很大的限制。擁有者派在此時的境况達到了顶峰。

隱藏在修道院財產問題背後的是两種不同的修道生活概念,最終是兩種不同的教會與世界關係的觀點。擁有者派強調修道主義的社會義務:修士工作的一部分是照料病患和窮人,以顯示殷勤和教育感化,為了有效地進行這些工作,修道院需

要金錢·因此他們必須擁有土地。修士(據他們聲稱)沒將財富用於自身,而是為其他人的利益託管財富。約瑟夫的追隨者中流傅這樣一句名言:「教會的財富就是窮人的財富。」

另一方的非擁有者派聲稱救濟是平信徒的責任,而修士的首要任務是通過禱告和樹立榜樣幫助他人。為了正確地做這些工作,修士必须同世界相分離,只有那些立誓徹底貧窮的人才能實現真正的分離。當了地主的修士免不了同世俗事務糾纏,他們以世俗的方式行動和思考。用尼魯斯的學生修士瓦西安(派特基夫王子)的話來說:

在福音,使徒和教父傅统中,修士們奉命夺取村庄,從农民到教友都是奴役對象。。。。。我們窥视富人手中的东西,为了从他們那里得到小小的村莊,奴隸般的向他們奉承和谄媚。。。。。。。我們犯下错误,劫掠和出卖基督徒,

我們的兄弟。我們像对待野兽那样用鞭子鞭挞他們。2

2.引自B. Pares,《俄羅斯歷史)

瓦西安對酷刑和鞭子的抗議将我們带至雙方的第二個分歧點:如何對待異端。约瑟夫支持的觀點幾乎為當時的基督教世界一致持有:如果异端顽固不化,教會必须召集國内的軍隊,使用監獄酷刑,如果必要的話使用火刑。但是尼鲁斯譴責加諸異端的所有形式的脅迫和暴力。人們只有回憶西歐宗教改革時期的新教徒和罗馬天主教徒的相互關係,才能認識到,尼鲁斯的寬容和他對人類自由的尊重是多麼的特立獨行。

異端的問題又涉及教會和國家關係的更大問题。尼魯斯認為異端是靈性事務,應由教會解決,不需要國家介入;約瑟夫訴諸於世俗權力的幫助。大體而言,尼魯斯在歸凱撒的和歸上帝的之間劃出的界限比約瑟夫更為清晰。擁有者派極力支持莫斯科充當第三羅馬的理念,相信教會和國家之間的親密聯盟,他們像塞吉烏斯一樣積極參與政治,但是在保衛教會使之不致成為國家僕人方面,他們也許不如塞吉烏斯慎重。非擁有者派一方對修道主義的預言和他世見證有更深刻的認識。約瑟夫一方面臨着將上帝之國等同於世上王國的危險;尼魯斯認為世上的教會必須始終是朝聖的教會。約瑟夫及其派别是偉大的爱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非擁有者派更多地想到教會的普遍性和大公性。

雙方的分歧沒有在此處結束:他們也有着不同的基督教虔誠觀和禱告觀。約瑟夫強調規則和紀律的重要性,尼魯斯强調上帝和靈魂之間的内在的,個人的關係。約瑟夫强调美在崇拜中的重要性,尼鲁斯懼怕美會成為偶像:(尼鲁斯堅持)修士不僅要在外部的貧困中獻身,還要在絕對的自我剝奪中獻身,他必須小心謹慎,以免獻身於他和上帝之間的美麗偶像或教會音樂。(在對美的質疑中,尼鲁斯展现出清教主義—幾乎是反偶像主義,這在俄羅斯的靈修中極其反常。)約瑟夫認識到共同崇拜和禮儀祷告的重要性:

人們能在自己的房間中祷告,但是房間中的祷告永遠不像教會中的祷告…………在教會裏,許多人的歌繫合在一起向神飛升,在合一之爱中只有一個思想和聲音…………塞拉芬在高處歡呼《三聖頌》 (Trisagion) ,大群人在底下歡唱同樣的讚美詩。天國與慶世在感思、喜悦和快樂中共度節日。3

3,引自, Meyendorff, (關於教會所起社會角色的爭論——十六世紀俄國教會財之執爭論)

另一方面,尼魯斯主要關心的不是禮儀禱告,而是神秘禱告:他在定居索拉之前,是阿索斯山上的修士,他對拜占庭的靜修士傳統有直接的認識。

俄羅斯教會正確地看到了約瑟夫和尼魯斯的教義中的優秀方面,將兩人都封為聖徒。兩人都繼承了聖塞吉鳥斯傳統的一部分,但只有一部分:修道主義的約瑟夫派形式和伏爾加派形式都為俄羅斯教會所需要,因為二者是互補的。雙方步入衝突的確令人哀傷,尼魯斯傳統受到很大的壓制:沒有非擁有者派,俄羅斯教會的靈性生活就成為單面的和不平衡的。約瑟夫派主張的教會和國家之間的緊密結合,他們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他們對崇拜的外在形式的投入——這些導致了下個世紀的麻煩。

阿甲按: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俄罗斯总体来说可能偏约瑟夫派「即拥有者派」多一点。 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在你去进入一个历史时段,时空的时候,你找到了这种张力,并且多数时候它没有办法解决,而是长期存在于历史长河中。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对于历史来说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历史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充满活力、充满张力、充满动态,多元发展的过程。它不是铁块一块,不是一刀切,不是非黑即白的叙述结构。你越深入历史细节,越会意识到这一点。很多张力几百年前存在,到现在也存在,它没有办法解决。俄罗斯教会可能将来也始终会在教会的大公性与民族性之间摇摆,只不过是它可能在 一个历史时期更偏重于民族性,还是更偏重于大公性。从我目前的观察来看,俄罗斯教会现在可能更偏民族性一点。当然,我们从后面看到,这两个层面其实也是互补互需的。

在擁有者派和非擁有者派之間的爭論中,最有趣的參與者之一是希臘人聖馬克西姆(st Maximus the Greek, ?1470—1556) ,他是一位「桥梁人物」,他的漫長人生包含三個世界:文藝復興的意大利、阿索斯山和莫斯科。論出身他是希腊人,在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度過成年的早期階段,是米蘭多拉( Pico della Mirandola)等人文主義學者的朋友,他也在薩伏那洛拉( Savonarola)的影響下堕落,兩年後成為道明會修士。他在一五O四年回到希臘,成為阿索斯山修士,在一五一七年受沙皇邀請來到俄羅斯,把希臘人著作翻譯成斯拉夫文,修正被無数錯误歪曲的俄羅斯禱告書。同尼鲁斯一様他也投身於靜修士的理想中,一到達俄羅斯,他決定同非擁有者派共命運。

他同其餘的人一起遭受磨難,在監獄中被關押二十六年従一五二五年直到一五五一年。由於他提議修訂禱告書,所以在遭受攻撃時承受更大的痛苦,修訂工作中斷了,沒有完成。他極有學問,俄羅斯人本可從其中獲益良多,但由於他受監禁而被極大地浪費。在對自我剝奪和靈性貧困的要求方面,他和尼魯斯一様嚴格。他寫到:「如果你真的愛被釘十字的基督,你要做不為人知的陌生人,沒有國家,沒有姓名,在你的家人、熟人和朋友面前沉默;把你的一切都分給窮人,把你所有的舊習慣和你自己的意志都抛掉。4

4.引自 E Denissoft,《希服與東方的準則》

雖然擁有者派的勝利意味着教會與國家之間存在着緊密的聯盟,但是教會的獨立並未喪失殆盡。在伊凡雷帝的權力到達頂峰時,莫斯科的都主教聖菲利普( St Philip卒於1569年)敢於公開抗議沙皇的血腥和非正義,在舉行公共禮儀時當面指責他。伊凡將他關進牢裏,後來將他絞死。另一位尖鋭批評伊凡的人是被賜福者聖巴西爾( St Basil the Blessed)「聖愚」( Fool in Christ)(卒於1552年)。拜占庭的一種聖潔形式在中世紀的俄羅斯特別凸顯出來:「愚人」譴責所有智性天賦,一切形式的塵世智慧,自願背起瘋狂這座十字架,將自我剝奪和羞辱的理想發揮到極致,這是為了基督而些「愚人」通常發着有价值的社會作用:仅仅因為他們的愚,他們能夠以其他人不敢具有的坦率批評那些當權者。

所以巴西爾被稱為沙皇的「活着的良心」。伊凡傾聽了「愚人的巧妙責難,他没有懲罰他,而是待之以禮。

經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同意,俄羅斯教會首領的级别在一五八九年從都主教升為宗主教,排在第五位,位居耶路撒冷之後。歴史的發展表明,莫斯科宗主教區延續了一個世紀多一點

二·尼康宗主教的改革与舊信仰者「又称旧礼派」的分裂

俄羅斯的十七世紀以混亂和災禍開始,這段時期被稱為麻煩時期,領土在那時四分五裂,遭受外敵的侵略。但是在一六一三年以後,俄羅斯突然復興了,國家生活的許多部門在接下來的四十年里进行重建和改革。教会在重建工作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教会改革的领导者一開始是三一圣塞吉乌斯修道院的院长狄奥尼修斯,以及一六一九至一六

三三年期间的莫斯科宗主教菲拉雷特(他是沙皇的父親);在一六三三年以後,領導權轉到一群已婚的教區神父那裏,特别是主神父奈羅諾夫( John Neronov)和彼得洛維奇( Avvakum Petrovitch)那裹。修訂禱告書的工作始于上世纪的希腊人馬克西姆,这項工作现在谨慎地恢

复了。雖然當權者没有冒险做出太过激進的改变,但是一家宗主教區出版社在莫斯科成立,更加準確的教會書籍出版發行。教區一級的改革者盡全力提升神父和平信徒的道德水平。他們反对酗酒,坚持遵守斋戒,要求教区教堂庄严和无遗漏地在禮儀和其他禮拜中歌唱,他們鼓励频繁地祈禱。

改革派代表了沃洛克拉姆斯克的聖約瑟夫的大部分最優秀传统,同约瑟夫一样,他们相信权威和纪律,按照禁欲規則和禮儀禱告看待基督教生活。他們不僅期盼修士還期盼教區神父和平信徒——丈夫、妻子、孩子—守齋戒,無論在教堂還是在家中的聖像面前,每天都要進行長時間的禱告。

他們的計劃很少對人性的弱點妥協,過於野心勃勃以致於從未得到完全實現。但是莫斯科為了證明「神聖俄羅斯」的稱号,在一六五O年左右做了很多工作。對於嚴格的齋戒,禮拜儀式的長度和重要性,土耳其帝國的正教徒參觀莫斯科時感到震撼(而且常常充滿了沮喪)。整個國家的生活宛若「一所巨大的宗教之家」。5

执事長阿勒頗的保羅( Paul of Aleppo)是來自於安提阿宗主教區的阿拉伯正教徒,於一六五四至一六五六年間在俄羅斯逗留。他發現為宮廷宴會伴奏的不是音樂,而是對聖徒傳記的朗讀,如同修道院的餐會那樣。沙皇和整個宮廷都參加為時七個小時或更長時間的禮拜活動:这些義務嚴重到使兒童的頭髮變灰,沙皇丶宗主教丶貴族丶公主和淑女嚴格遵守義務’雙腿從早到晩都筆直地站立着。我們應該說些甚麼?他們誰會相信自己這樣已經超過了虔諴的沙漠隱士?」6兒童不能免於這些嚴格的義務:「使我們最為驚奇的是看到男孩子和幼兒……不戴帽子,一動不動地站立着,一點沒有擺出不耐煩的姿勢。」7

保羅發現俄羅斯的嚴格不是完全合乎他的口味。他抱怨他們不允許任何「高興丶嬉笑和玩笑」,不允許酗酒,不允許「食鴉片」,不允許吸煙「他們甚至判處吸煙的人死刑」。8

5.N. lernov.(第三馬莫斯科)

6.(馬略里行記)( I he Travels of Macarius)

7. Lady Laura Ridding,(馬略里行記》 The Travels of Macarius; London,1936

8.同上,直21

這幅給人留下印象深刻的景象展现在保羅和其他俄羅斯參觀者面前,但是過多的重點放在了外部性上。有個希臘人回家後評論說,莫斯科的宗教 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在於鳴鐘。

一六五二至一六五三年,改革派和新任宗主教尼康( Nikon,1605-1681)之間發生了一場致命的爭論。尼康出身農民,大概是俄羅斯教會首領中最有才華和最有天賦的一位,但是生性傲慢專制。尼康強烈地愛慕希臘的事物:他常常這樣說,「我是俄羅斯人,是俄羅斯人的兒子,但我的信仰和宗教是希臘的。」9

9.同上,页37。

他要求俄羅斯的實踐要全部符合四個古代宗主教區的標準,俄羅斯禱告書凡與希臘不符合的部分都要修改。他特別主張俄羅斯人不要再使用老式的兩指的十字架標記,從此以後要改用希臘人正在使用的三指的十字架標記。

這項政策引起約瑟夫派傳統繼承人的憤恨。他們將莫斯科視為第三羅馬丶視為正教的要塞和標準。他們尊敬拜占庭的教會之母的記憶,俄羅斯人接受了他們的信仰,但是不對同時代的希臘人懷有同樣的尊敬。他們回想起希臘的大主教們如何在佛羅倫薩背叛信仰,他們也深知土耳其人統治下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區的腐敗。這使他們不願像奴隸一樣照搬現代的希臘用法,認為在俄羅斯的實踐其實更為古老,俄羅斯人更加沒有理由需要使用希臘樣式的十字架標記。十字架標記的問題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是人們必須謹記,一般的正教徒,特别是俄羅斯人多麼看重禮儀活動和象徵性姿態,它們表達了基督徒的內在信仰。在許多人的眼中,符號的變化構成信仰的變化。十字架標記的分歧以一個具體方式將莫斯科與希臘正教相對比的整個閭題明確表現出來。

如果尼康和緩而有策略地行動的話,所有的一切或許倒會好,但不幸的是,他不是一位圆滑老練的惡人。他不顧奈羅諾夫和阿瓦昆( Avvakun),以及許多教區神父、修士平信徒的反對,加紧推行自己的改革計劃。尼康改革的反對者受到嚴重迫害,遭到流放·監禁,有的被判處死刑。雖然奈羅諾夫最後屈服了,阿瓦昆(1620-1682)拒絕讓步,經過十年的流放和二十二年的監禁一一其中有十二年呆在地下小屋中一一最後被燒死在柱子上。阿瓦昆的支持者將他視為堅持信仰的殉道者。他留下一部生動而独特的自傅,其中完整地記截了他的遭遇。成為俄羅斯宗教文學的一部經典。

尼康和改革反對者之間的爭論最後導致了一場持久的分裂。那些喜欢阿瓦昆的人拒不接受尼康派的禱告書,他們開始被稱為分離派(俄文 Raskolniki)或舊信仰者(Old Believers),雖然稱他們為「舊儀式者」( Old Ritualists)更為準確。因此在十七世紀的俄羅斯出現了一場異議運動。如果我們把它和英國同時期的異議運動相比較,我們注意到有兩個重大的區別。第一?舊信仰者一一俄羅斯異議者一一與官方教會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禮儀,而非教義;第二,英國異議運動是激進的——抗議官方教會的改革不足,俄羅斯的異議運動則是保守主義者抗議官方教會,他們認為官方教會的改革過於激烈。舊信仰者的分裂一直持續到今天。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官方估計他們的人數為兩百萬,但是真實的人数可能是這個數目的五倍還多。舊信仰者被分為兩個主要派别,一派為有神父派( Popovtsy),該派保留了神父職位,自従一八四六年以後也擁有自己的主教統續;另一派為無神父派(Bezpopovtsy),該派沒有神父。

舊信仰者有許多可取之處,展現出中世紀俄羅斯虔信傳统的許多最優秀元素。但是他們沒有將那個傳統的全部元素都攬於懷中,因為他們只代表那一傳統的一個方面——擁有者派的觀點。顯而易見,舊信仰者的缺陷就是約瑟夫派的缺

陷:過於局限於民族主義,過於強調禮儀的外部性。尼康儘管具有希臘主義,但最終是一位約瑟夫派者:他要求絕對一致的外在禮儀,同擁有者派一様,他為了壓制一切宗教反對

者,也大量借助國家軍隊的幫助。尤其是他想要使用歴迫,這一歴迫使分裂成為確定。如果一五五O至一六五O年間的俄羅斯教會生活的單面性更少的話,也許一場持久的分裂能夠得以避免。如果人們對寬容和自由有更多的思考(像尼魯

斯那様),而不是使用歴迫,那麽和解也許會有效果;如果他們更多地專注於神秘的禱告,他們關於禮儀的爭論也許不那麽痛苦?在十七世紀的分裂背後隱藏的是十六世紀的爭論。

尼康不但在俄羅斯建立希臘式實踐,他還追求第二個目標:使教會高於國家。最後,俄羅斯的教會和國家關係的指導理論同拜占庭的理論相同一一教權和王權這兩個並列權力構成的二元統治或交響曲,教權和王權在各自範圍内都為最高。基輔和蒙古時期的教會其實享有非常大的獨立和影響力。但是在莫斯科沙皇俄國時期雖然兩個並列權力的理論仍然保持不變?但在實際上國家權力開始越來越多地控制教會,約瑟夫派的政策自然地強化了這一趨勢。尼康試圖把情况倒轉過來。他不僅要求宗主教在宗教事務中具有絕對的權力,還要求宗主教擁有介入國家事務的權力?具有「偉大的主」的稱號?而該稱號在那時只為沙皇所用。沙皇阿里克西斯( Alexis)深深地敬重尼康,起初服從他的管制。奥勒烏斯( Olearius)在一六五四年訪問莫斯科時寫道:「宗主教的權力大到在某種程度上同大公分享最高權力。」10

10. Palmer,《宗主教與沙皇》,卷二,页407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阿里克西斯開始怨恨尼康介入世俗事務。尼康也許是想要恢復影響力,在一六五八年做出了一個令人費解的決定:轉入半退休,但是沒有降去宗主教職。俄羅斯教會在八年的時間裹沒有實際的首領,直到沙皇要求召開一次重要會議?會議於一六六六至一六六七年間在莫斯科召開?由亞歴山大和安提阿教會的宗主教主持?會議決定支持尼康的改革。但是反對尼康本人。尼康對禱告書的修訂,

最重要的是他對十字架符號的裁定得到確認,但是他本人被罷免並遭到流放,一位新宗主教獲得任命來接替他。因此該會議是尼康將希臘實踐施加於俄羅斯教會的政策的勝利,但卻是他將宗主教置於沙皇之上的企图的失敗。會議重申拜占庭的兩個獨立權力和諧一致的理論。

但是莫斯科會議關於教會和國家關係的決定只在短期有效。尼康將鐘擺朝一個方向擺動得太遠,很快鐘擺就帶着加倍的力量擺回另一個方向。尼康雄心勃勃地奮力強化宗主教的權力,而它受到了彼得大帝(1628-1725年在位)的完全壓制。

三、會議時期(1700-1917)与俄罗斯灵性长老传统「源自圣山静修传统」

彼得決定尼康似地的人物不應該再次出現。當宗主教阿得里安( Adrian)在一七OO年去世時,彼得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任命繼任者,他在一七二一年發佈了著名的《靈修規則》( Spiritual Regulation)規則宣佈廢除宗主教職,他建立了一個委員會取代宗主教職,該委員會叫做靈修協會或神聖會議。委員會由十二位成員組成?其中三人為主教,其餘的人是修道院的首領或已婚的神父。

會議不是建立在正教會法規的基礎上,而是複製了德國的新教教會會議。它的成員不由教會選中,而由皇帝提名。皇帝既提名成員,也能夠自由遣散他們。由於宗主教的職位是終身的,他或許不服從沙皇,但神聖會議的成員沒有餘地呈英雄。他完全能夠被命令退休。皇帝不被稱為「教會首領,而是得到了「靈性協會最高裁判」的稱號。皇帝本人不出席會議的集會,而由擔任總庶務員的政府官員出席。庶務員雖然另坐一桌,不

參與討論,但他質際上對教會事務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如果没有「宗教部長」之名,也有「宗教部長」之實。

阿甲按:这里说,俄罗斯教会似乎完全是仿照了德国的一些教会的做法,但我认为这种做法有可能收到了蒙古人统治的影响。在古代世界,大多是政治主导宗教的,中国尤其如此,到唐代发展到巅峰,对宗教的控制是十分严格的。元代为景教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家部门来管理,俄罗斯这种做法可能也借鉴了元朝的做法。

《靈修規則》認為教會不是一個神聖的組織,而是國家的一個部門。它在很大程度上以世俗的前提為基礎,英國宗教改革中所謂的「救贖者的王權」幾乎不為它所容。這是確確實實的,不僅由於它提出對教會進行更加嚴格的管理,还由於它尚有其他的管理規定。神父在聽懺悔的時候聽到任何政府或許會認作有煽動性的計劃,神父就要破壞對聖事的守秘,向警察交代人名和全部細節。修道主義直接被稱為「無数混亂和干擾的起源」,要接受許多規定的限制。未經特殊

許可不得建立新的修道院,禁止修土過隱士生活,十五歲以下的女子不得立誓做修女。

修道院在此以前一直是俄羅斯社會工作的主要中心,在對其進行限制的背後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廢除宗主教制是更為龐大的計劃的一部分:彼得不僅要創奪教會的領導權,還要在社會工作中排除它的參與活動?彼得的繼任者們更加徹

底地限制修道院的工作?伊麗莎白(1741-1762年在位)沒收了教會的大部分産業?凱瑟琳二世(1762-1796)逼停了超過一半的修道院,對於仍然開放着的修道院,她嚴格限制修士的数量。關閉修道院幾乎沒對俄羅斯的偏遠省份構成災難。那裹的修道院實際上成為唯一的文化和慈善中心。雖然教會的社會工作受到嚴重的限制,但是它從未完全止息。

彼得的宗教改革在俄羅斯激起相當大的反對,但反對遭到無情的壓制。在俄羅斯以外,可畏的多西修斯( redoubtable Dositheus)進行了強烈的抗議,但是土耳其人統治下的正教會不能有效地介入其中。四個古代宗主教區在一七二三年接受了废除莫斯科宗主教區,承認了神聖會議( Holy Synod)的制度。

彼得大帝建立的教會管理制度一直沿用到一九一七年。在俄羅斯正教歷史上,會議時期通常代表衰落的歴史·教會完全服從國家。對於十八世紀的膚淺認識無疑有助於確定這種認識。教會藝術、教會音樂和神學在這段時期發生了不明智的西化?那些反叛神學院的乾枯經院主義的人們没有轉向拜占庭和古代俄羅斯的教義,而是轉向了當時西方的宗教或偽宗教運動:新教的神秘主義,德國的敬度主義,共済會11等。

11、正教徒被禁止加入共濟會,加入共濟會的正教徒會被逐出教會.

高級神職人員中的顯貴是宮廷高級教士,諸如莫斯科大主教安布鲁斯(澤蒂斯一卡門斯基(Zertiss-kamensky)和卡盧加( Kaluga)?後者在一七七一年去世時留下了二百五十二件上好亞麻襯衫和九副金框眼鏡(他還留有其他財產)

但這只是十八世紀畫卷的一個方面。雖然神聖會議的神學建制令人反感,但它實際上起到了有效的管理作用。深思熟慮的教士很清楚彼得改革的缺點,他們不必赞同改革,而是順服了改革。神學雖然被西方化,但是學術的標準很高。在西方化的外表之下,正教俄羅斯的真實生命沒有中斷,而是繼續延續下去。安布魯斯?澤蒂斯——卡門斯基代表一種類型的俄羅斯主教,但是具有顯著差異性特徵的其他主教也存在着。還有真正的修士和神父,例如沃羅涅日( Voronezh)

主教,澤旦斯克的聖吉洪( St Tikhon of Zadonsk,1724-1783)。吉洪是一位偉大的佈道家,也是一位文思流暢的作家,他特別引人關注地代表着一類人,這類人像他的大多数同時代人

一様,極大地借用西方的事物,但是與此同時仍然深深地植根於正教靈修的古典傳統。他借用德國和聖公會的祈禱書;他對耶穌身體受難的深思熟慮與其説具有正教的風格,不如説具有羅馬天主教主義的風格;他自己的祷告生活經歷類似於十架的聖約翰等西方神秘主義者所描述的靈魂的黑暗之夜。但是吉洪的觀點也同狄奥多西和塞吉烏斯,尼鲁斯和擁有者派相接近。同許多身為平信徒或修士的俄羅斯聖徒一様,他也特別喜敬幫助窮人。他最快楽的時候就是同農民、乞丐,甚至罪犯等地位低微的人交談的時候。

會議時期的第二部分是十九世紀,這段時期遠非衰落時期而是俄羅斯教會的偉大復興時期。人們對西方同時代的宗教和偽宗教運動感到厭煩,重新回到正教的真實灵修力量中。與靈修生活的復興並肩前行的是傳教工作的熱情,正教無論在神學領域還是在靈修領域,都從對西方的奴顔模仿中解放出來。

派西与爱神集,朝圣者之路以及长老传统

這場宗教復興的根源是阿索斯山,經由聖派西?威力克夫斯基( Saint Paissy Velichkovsky,1722-1794)的工作和見

證。他是烏克蘭人,在基輔神學院學習期間反感教學的世俗語調,於是逃到了阿索斯山,成為那裏的修士。他在一七六三年去了羅馬尼亞,當了尼亞米茲( Ramets)修道院的院長,使該修道院成為重要的修道中心,在身邉聚集了五百多名教友。在他的領導下,這個團體專門竭力於將希臘教父的著作翻譯成斯拉夫文。派西在阿索斯山學到了第一手的靜修士傳統,並且他特別贊同與他同時代的尼科迪穆斯。他將《慕善集》翻譯成希臘文?於一七九三年在莫斯科出版。他特別強調連續禱告,最重要的是耶穌禱告的實踐,強調必須服從長老或老者(starets).尼魯斯和非擁有者派深深地影響了他,但是他沒有忽視約瑟夫派修道主義的優秀因素:比起尼魯斯,他允許禮儀禱告和社會工作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像塞吉烏斯那様,借此嘗試將修道生活的神秘方面和團體的、社會方面結合起來。

派西本人再未重返俄羅斯,但是他的許多學生從羅马尼亞到达俄羅斯,在他們的鼓舞之下,修道的復興傳整個國家。已有的修道院重新焕發生機,許多新的基地被建立起來。

俄罗斯在一八一O年擁有四百五十二家修道院?在一九一四年擁有一千零二十五家。這場修道運動雖然具有外向性,着眼於服務世界但也將非擁有者派的傳統恢復為教會生活的中心,這一傳統自從十六世紀以來受到極大壓制。它的特殊標誌是靈修實踐的高度發展。雖然「長老」在之前的正教歷史許多階段裏就已經是特徵性的人物,但俄羅斯的十九世紀是最傑出的長老時代。

十九世紀第一位,也是最偉大的長老是薩羅夫的聖塞拉芬( St Seraphim of Sarov,1759-1833)。在俄羅斯的所有聖徒中,非正教的基督徒也許對他有最直接的興趣。他十九歳進入薩羅夫修道院,先過了十六年的普通團體生活,然後就離

開團體獨居了二十年,起先住森林小屋,然後,因為雙腳腫脹,無法行走自如,就封閉在修道院的小單間中。這是他的長老入職訓練。他從黎明到夜晚都在接待那些向他尋求幫助的人,醫治病患,給出建議,常常在來訪者有空提出問題前做出回答。單一天裏的來訪者有時多達幾十人或幾百人。

塞拉芬的外向生活模式使人想起一千五百年前的埃及的安東尼:退離同様都是為了返回。塞拉芬正確地被視為具有典型的俄羅斯聖徒,但他也是一個醒目的榜様,顯示出俄羅斯正教的最優秀部分歷經時代後,同拜占庭以及普世的正教傳統

具有多麽多的共性。

塞拉芬對待自己極為苛刻(在他生命中的某一階段,他連着一千個晚上進行持續禱告,並且整個漫長的黑夜都站在岩石上紋絲不動),對待別人卻很寬厚,但從未有過感情用事或縱容。禁欲主義沒使他悲觀沮喪,如果曾經有哪位聖徒的生活是被歡樂照亮的,這位聖徒就是塞拉芬。提波的聖光

異象在他那裏成為可見的形式,在外面轉變了他的身體。塞拉芬的一個「靈性孩子」莫托維洛夫( Nicolas Motovilov)描述了某個冬日,兩人在森林裹交談時發生的事情。塞拉芬説起獲得聖靈的必要性,莫托維洛夫詢問人們怎樣確定「在上帝的靈中」:

塞拉芬神父緊緊地抓住我的肩,説道「我的孩子,

我們兩人此刻都在上帝的灵中。你為甚麽不看看我呢?」

我回答:「我不能看,因為你的眼晴像光一樣閃耀。你的臉龐變得比太陽還明亮。看你會刺傷我的眼晴。」

他説:「別害怕。你自己此時和我一樣明亮。你現在就在完全的上帝之灵中,否則你不能像現在這樣看見我。」

然後他低頭在我的耳邊輕聲説:「感謝主賜予我們無限的善,但是,我的兒子,你為甚麽不看我的眼晴呢?看看吧,別害怕,主與我們同在。」

聽完這些話,我看看他的臉龐,感受到更加莊嚴的

敬畏。想象一下在太陽的中心,在正午的炫目光線中,同你交談的人的面龐。你看到他的嘴唇在動,他的眼神在變化,你聽到他的聲音,你感到有人握住你的肩膀,可是你看不見他的手,你甚至看不見你自己或他的身體,而只看見炫目的光灑在周圍,照亮了覆蓋林中空地的雪毯,照亮不斷飄落下來的雪花。。。。。。。

「你有甚麽感覺?」塞拉芬神父問我。

我説:「無盡的幸福。」

什么样的幸福?你感觉有多幸福呢?

我回答:「我感受到寧靜,我靈魂中的安寧無法用

言語形容。」

塞拉芬神父説:「這寧靜就是主對他的門徒所説的平安: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入所赐的(約14:27),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腓4:7…)

「我的心充滿無限的喜樂。」

塞拉芬神父繼續説:「當上帝的靈降臨某人身上,上帝以完全的臨在籠罩了那人,那人的靈魂就流溢出不可言說的喜樂,因為聖靈觸到的一切都被喜樂充满…12

12. Fedotov《俄羅斯靈修集》

對話是這樣進行的。整個段落對於理解正教的聖化和與上帝合一的教義極其重要。它顯示出正教的聖化思想包含身體:不僅是塞拉芬的靈魂(或莫托維洛夫的靈魂),而是神恩使之變了樣的所有身體。我們注意到塞拉芬和莫托維洛夫都不在迷狂的狀態中,兩人能夠流暢地交談,仍然能夠感知外部世界,但是兩人都被聖靈充滿,被未來的時代之光所圍繞。

塞拉芬在指導技藝方面沒有老師,他的指導技藝也後繼無人。

阿甲按:俄罗斯的圣人传记是具有独特价值的,值得翻译过来,让国人了解。因为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比如《战争与和平》等就应该受到了圣人传记的影响,很多思考才深刻。我相信,这些小说的深刻反思和灵性的根源是来自于俄罗斯早期的圣人传记传统。这些圣人传记当然包含斯拉夫人自己独特的风格,还有神学、礼仪和灵性教导在里面。这个早期教会文献的一个特点。更有可能得是,所有古代宗 教文献的特点。比如说我学习道教南北朝时期的注明经典,大多都是以传记方式记录下来,是讲究师承的,其中包含某些道教派系的重要内容,几乎所有重要的教导都在里面。可见,古代宗教并没有把这些教义、礼仪、灵修等教导分开了看,而是都放入了圣人传记中。

在他去世後,這項工作的承擔者是另一個團體:奧普提諾(Optino)的隱修院。布爾什維克在一八二九年到一九二三年期間關閉了修道院,一連串長老在這裏執行神父職務,他們的影響力像塞拉芬一様傳遍整個俄羅斯。奧普提諾長者中最為著名的是利奧尼德(Leonid,1768-1841),馬喀里(Macarius,1788-1860)和安布魯斯(1812-1891)雖然這些長老都屬於派西學派,都致力於耶穌禱告,但每人都有自己強烈的個性:例如,利奧尼德簡樸、活潑、直接,特別吸引農民和商人,而馬喀里受過很高的教育,是一位教父學者,同當時的知識分子運動聯繫緊密。奧普提諾影響了許多作家,包括果戈理(Gogol)、科米亞科夫(Khomiakov)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yevsky)索洛維耶夫(Soloviev)和托爾斯泰(Tolstoy)13

13.托尔斯泰和正教會關係的故事極其哀傷。在晚年非常猛烈地公開攻擊教會,神圣會议再三猶豫之後將他逐出教會(一九0一年二月)。當他死在阿斯塔波沃(Astapovo)的火車站站長室時,一位奥普提諾的長老去拜訪他,但是被托爾斯泰的家人拒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佐西瑪( Zossima)長老這個非凡的人物原型部分是聖馬喀里或奧普提諾的聖安布魯斯,雖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説他的靈感主要是澤旦斯克的聖

吉洪的生平。

基列耶夫斯基(Slavophil Ivan Kireyevsky)寫道:「有一件事比所有可能的書和觀念更重要,這就是找到一位正教長老,你能將你的全部思想展現給他,在他那,你不但能聽到你自己的觀點,還能聽到聖父們的評判。上帝被讚美,這樣的長老還沒有在俄羅斯消失·」14

14.引自(柏林和西歐的)塞拉芬都主教,《正教會(l'Eglise orthodoxe Paris,1952)

修道復興通過長老影響了許多平信徒的生活。一位匿名作家的著作《朝聖者之路》(The Way of Pilgrim)生動地展現出當時的靈性氛圍,這本書描述了一個到處漂泊,實踐耶穌禱告的俄羅斯農民的經歷。這本極吸引人的小冊子以其簡潔性打動人們,雖然它強調訴諸聖名而排除其他所有事物,這多少有些偏頗。這本書的一個目的是表明耶穌禱告不局限於修士,任何人能以各種生活形運用它·朝聖者在旅行的過程中隨身攜帶一本《慕善集》,很可能是派西翻譯的斯拉夫譯本.隱士聖提歐芬(St Theophan the Recluse,1815-1894)在

一八七六至一八九0年間發行了一套五卷的增補版《慕善集》,這次的文字不是斯拉夫文而是俄羅斯文。

到現在為止,我們主要講述了以修道院為中心的運動。但是在十九世紀俄羅斯教會的伟大人物之中,也有一位已婚教區神父克朗斯塔特的圣約翰(St John of Kronstadt,1829-1908) 他在担任神父期间始终在克朗斯塔特这个地方工作:克朗斯塔特是圣彼得堡的海军基地和郊区·他完全献身於教区工作:访问穷人和病人,组织慈善事工,为教区孩子教授宗教,连续布道,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为信众祷告,而且是和他们一起祷告·他深知祷告的力量,他在主持礼仪时会完全失去自制:他不能按规定维持礼仪的语调和音量:他呼唤上帝 他大声喊叫,当耶稣受难之地和复活的异象令人震惊地直接展现在他面前时,他痛哭流涕15.

15. fedotov《俄罗斯灵修集》页 348

他写了灵修自传《我的生命在基督中》 (my life in Christl) 。书裹每一页都让人有相同的切身感受·他同塞拉芬一样拥有治疗·洞察和灵性方向的天赋。

圣约翰坚持频繁的共契 ,虽然俄罗斯的平信徒每年共契的次数在那时很少超过三或四次·因为他没有时间逐个倾听所有前来共契的人的忏悔 ,所以他建立一种公共形式的谶悔:所有人同时大声喊出他们的罪·他将分隔内外殿的屏幕做成低幕,使人在整个礼仪活动中能够看见圣坛和司仪神父·他强调频繁共契 ,恢复形式更加古老的圣坛屏幕,提前实行了当代正教所进行的礼仪发展。

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传教工作的复兴令人惊叹·自从萨莱的密特凡和彼尔姆的斯蒂芬以后,俄罗斯人积极傅教,随着莫斯科的势力向东推进,非常宽广的福音传道空间在原住民部落和穆斯林蒙古人中间开启。虽然教会向异教徒派遣传教士的工作从未停止·但是傅教工作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特别是在凯瑟琳关闭修道院之后有些衰落了。但是在十九世纪·应对傅教工作挑战的是崭新的能量和热情:一八四二年建立的喀山 ( Kazan)学院特别以传教研究为中心,培养了当地的神父;圣经和祷告书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仅在喀山地區,就以二十二種不同的語言或方言在宗教儀式中使用禱告書。傳教復興最早的領袖之一,修道院長馬喀里(Glukharev. 1792-1847)

是寂靜主義的學生,並認識派西·威力克夫斯基的學生:傳教的復興植根於靈性生活的復興。

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傳教士是聖英諾森( St Innocent,John Veniaminov,1797-1879),他是阿拉斯加的主教,今天的數百萬美國正教徒尊崇他為他們的首席「使徒」。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在神學領域擺脱了對西方的過度依賴。這主要歸功於科米亞科夫( Alexis Khomiakov,1804-1860)的工作,他是親斯拉夫圈子的領導者,也許是俄羅斯教會歷史上的第一位有原創性的神學家。科米亞科夫是一位鄉村地主和騎兵部隊的退休上尉,隸屬於正教中一直存在的平信徒神學家傳統。科米亞科夫認為西方所有基督教,無論是羅馬天主教的還是新教的,都分享同様的假設,都背叛了同様的基本觀念,而正教則全然相異。(科米亞科夫認為,)因為

情況如此,正教神學自從十七世紀以來就借用西方,這是不够的,不能使用新教的論據反對羅馬,或使用羅馬的論據反對新教,正教徒必須回歸他們自己的真正源泉,重新發現真正的正教傳統,它的基本前提既不是羅馬的,也不是改革宗的,而是獨特的。正如他的朋友薩馬林(G. Samarin)評論科米亞科夫所説:「我們的正教神學院不能去界定拉丁主義或新教,因為它背離了自己的正教觀念,它自己一分為二,每一半其實都同它的拉丁或新教對手相對立,而不是超越於其上。科米亞科夫首先從教會的觀點,因而是從一個更高的觀點看待拉丁主義和新教主義,這是他之所以能夠界定它們的原因。」16科米亞科夫特別關注教會及其聯合與權威的教義。他在這方面對正教神學具有持久的貢獻。

16.引自 Birkbeck,《俄羅斯與英國教會》

科米亞科夫在有生之年對學院和神學院教授的神學幾乎沒有影響,但是它們逐漸脱離西方獲得獨立。俄羅斯的學院神學到一九OO年時達到了頂峰,許多神學家、歷史學家和禮儀專家接受了完全的西方學術訓練,但卻沒讓西方的影響

歪曲他們的神學。神學院以外的地方在一九OO年以後也發生了重要的知識復興。自從彼得大帝以後?在俄羅斯「知識分子」中,不信上帝已成為普遍,但是許多思想家現在通過不同路線找到了回歸教會的道路。一些人以前是馬克思主義者,例如布爾加科夫( Sergius Bulgakov,1871-1944後來被祝聖為神父)和別爾嘉耶夫( Nicolas Berdyaev,1874-1948)

兩人隨後在巴黎做俄裔移民時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當人們反思吉洪和塞拉芬的生平,反思奥普提諾長老和克朗斯塔特的約翰,反思十九世紀俄羅斯的傳教和神學工作,會發現簡單地把會議時期當成衰落時期是多麽不公正。

最偉大的俄羅斯教會歷史學家之一,卡爾塔紹夫( Kartashev,1875-1960)教授公正地説:

基督徒的謙恭從内使征服變得高貴。俄羅斯教會在政權的重擔之下遭受磨難,但是她從内部克服了磨難。她以許多不同的方式發展,傳播,興盛。因此神聖會議時期能被稱為俄羅斯教會歷史上最燦爛和光輝的時期。17

17.文章載《東方基督教)( The Christian Eas,1619361),页114和115

在皇帝尼古拉二世退位六個月以後的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其時由臨時政府掌權,一場全俄羅斯教會會議在莫斯科召開,會議直到下一年的九月才最終解散。超過一半的代表都是平信徒一一參會的主教和神父有二百五十人,平信徒有三百十四人一一但是(按照教會法規定)關於特殊宗教問题的最終決議只能由主教們做出。會議完成了一項影響深遠的改革計划?其中主要法令是廢除由彼得大帝建立的會議式管理形式,恢復宗主教區制度。宗主教的選舉工作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進行,由莫斯科都主教聖吉洪(1866-1925)當選。

外部事件使教會的決定具有急迫性。參會者們在會議早期能夠聽見布爾什維克的大炮炮擊克林姆林宮,列寧和他的同伴在選舉新宗主教的前兩天完全掌控了莫斯科。教會沒有時間鞏固改革工作。在會議於一九一八年夏天結束之前,參

會者就驚恐地聽説基輔都主教聖弗拉基米爾被布爾什維克殘忍地殺害。迫害已經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