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曼博士:路德宗在中国

按:这次找来笔者导师开的第二场讲座,他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是研究清代和满族文化的著名学者。讲稿和问答正在整理中,敬请期待。 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September 20, 2024 · ephremyuan

劳曼博士:中国天主基督教史略

按:这次找来笔者导师开一场讲座,他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是研究清代和满族文化的著名学者。讲稿和问答环节经弟兄Sila整理,劳曼博士修订而成,特表感谢。其中的注为Sila弟兄根据网络资料所加,讲稿整理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指正。也推荐您看视频或听录音。 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讲稿正文 中国天主基督教史略 阿甲: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欢迎你们参加“光从东方来”的免费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讲员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劳曼博士(Dr. Lars Peter Laamann),他是一位研究清史和满族文化的著名学者,他的不少著作都和基督教研究相关。今天劳曼博士能够接受邀请,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们“光从东方来”主要介绍东方教会传统。其实从地域上说,中国教会也属于东方教会,是东方教会的一个分支。所以,今晚我们就请劳曼博士讲一下天主教、基督教来华传教和发展的历史。 如果大家对本平台讲座的相关事工或内容感兴趣的话,在讲座结束之后,我会把我们的讲座的相关信息发到群里,大家可以通过邮件或微信和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群会持续更新讲座的相关信息。 劳曼博士: 两个最重要的观点 首先,我现在要给你们讲的,是这场讲座最重要的两个观点。第一,我没有刻意分开天主教和基督教。对我来说,**在19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两者可以说是一个整体。**我今天给你们讲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时间跨度从公元650年左右一直到20世纪。第二,我的意思是说:基督教1在中国的历史是非常古老的,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宗教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它在中国本土宗教文化环境中的发展过程表明了这一点。**之后,我就要谈到这个观点,因为它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立场。 中国唐代时期的欧亚大陆宗教交流史 与这张地图有关的历史,其实不是非常久远。如果你们有汉代中国的地图,你们就可以看到,在欧亚大陆的西部有一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东部就是基督教的发源地。耶稣升天后的使徒时代,在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了教会和信徒。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东部,也就是东亚(包括中国、日本、朝鲜等)和东南亚,有另一种宗教开始发展起来,这个宗教就是佛教。 佛教和基督教,虽然从历史学上来说,两者没有同等的重要性,但两者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宣教方法:他们为了传播自己的宗教,都做了不少的变通;他们的信仰是通过非常professional(专业的)的传教士,从印度和罗马帝国一直传播到最远的地方(东亚);传教士一般采用徒步行走的方式,一直走到交通非常不便的地方,例如敦煌。敦煌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就是“天堂”,因为在那里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留下来的遗产,有佛教、摩尼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遗产,也有基督教(景教)的遗产。总之,敦煌是一个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的地方。 佛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教士玄奘2。当然,中国人通常都了解他,他是《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的一个想法和后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是完全一样的,他认为:传播宗教信仰的最重要的载体就是经书。他知道那些关于佛教的书卷是在西方(印度),从那时候,“西方”就有了一种非常积极的意义。对于佛教徒来说,西方不一定是天堂,它叫天竺。“竺”这个字,是竹字头,下面有一个二。这个“天竺”和后来的“天主”发音相同。所以,在此之后很多人误以为佛教(天竺教)和天主教是同一种宗教。 佛教的传播经过中亚,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脉络,这条脉络就是商业路线。显而易见的,商业活动是各种民族交流思想文化的一种途径。现在你们看到的,是粟特人的人像。粟特人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最终皈依伊斯兰教徒。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粟特人刚刚皈依佛教,之前也有很多人皈依了从西方传来的宗教,包括基督教(景教)。 我马上要给你们看的,就是一个很早就成立的教会。这些粟特人,对我们来说是文化大使,他们把西方的文明(包括各种文化现象)介绍给了在中亚和东亚的很多城市。在这幅图上,他们拿着乐器,这些乐器的作用当然是为了营造欢乐的气氛,但它们也被用于宗教典礼。这幅图的左边就是一个佛像。当然了,从左边看到的,就是亚洲西部的一些人,他们都留着胡子,右边有一个人穿着丝绸衣服。西方人很喜欢穿中国传统的丝绸衣物,所以在拉丁文之中,罗马人把中国人称作“丝绸人”(赛里斯人),这是最早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称呼。 同时,有一个从西方传到中亚来的宗教,就是景教。他们所使用的这种语言(古叙利亚语),我是通过阿拉伯语学会的。这些是叙利亚人用的语言,他们用的文字(叙利亚文)和犹太人所使用的希伯来文,以及最早的阿拉伯文有很密切的关系。顺便一提,这与我在担任某个Panel Host(研究小组领导人)的时候的论文题目有关,所以我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 言归正传,玄奘和其他国家派出的传教士,他们去了印度是为了获取从西方传来的经书。例如《新约》,在那个时候才成书不久。在西方人编撰的基督教史书之中,对这种文化交流的史实少有提及。(亚述)东方教会虽然也属于基督宗教,但他们的神学观点与西方教会有很多差异,这是不无原因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很早就与罗马帝国境内教会分离了。他们离开了罗马帝国东部,首先在波斯宣教。在波斯也有别的宗教,之后还有伊斯兰教的兴起。然后他们继续向东走去,沿着丝绸之路一直走到中亚,直到唐代中国的首都长安和丝绸之路周边的所有大城市。 在敦煌的一个地方,蒙古人一定听说过这个名字,那里有一幅耶稣肖像画。画面上的耶稣,看起来就是一个亚洲人。具体地说,他是亚洲西部的一个人,像是印度人,但一定不是中国人。从外貌上看,他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年轻的罗马人。所以,耶稣的形象已经被本土化了,这种本土化可能是在波斯进行的,或者是在亚洲西部某地,现在不一定能确定在哪里。这是耶稣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只有半个;这是他的手……这幅画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耶稣画像。我还记得,这幅画目前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这么说来,我们知道:景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东方教会”“东方亚述教会”,是叙利亚传统教会的一个分支。这个景教从神学上来说是广义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但是,他们与其他教派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幻灯片右下角写的就是那个“两性论”。“两性论”的意思是说:基督有神性和人性,所以他在被绑在十字架上之前就已经是神。换言之,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对于没有学过基督教神学的人来说,他们不一定会理解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这对于当代罗马(天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的神学家来说,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一种基督论3。 中国宋代至明代时期的欧亚大陆宗教交流史 接下来,在唐朝之后,整个亚洲产生了很大的变迁。最大的变迁是将要发生的蒙古征服,即蒙古帝国的建立。这张地图呈现的,是蒙古帝国建立之前的欧亚大陆和非洲的一部分(主要是北非,包括埃及)。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国家,比如说伊朗(波斯)和中国,产生佛教之后的印度,还有这个地方一直都是伊斯兰教的地区。伊斯兰教在那时就已经有500年左右的历史,它从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4一直到中亚都有影响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一个observation(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也是我们应该了解的,这是第一点。第二,除了伊斯兰教,还有和最古老的《圣经》(希伯来圣经)有关的宗教——犹太教,以及基督教,这三种信仰在伊斯兰教地区,都有差不多的宗教性。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地区都是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有不少人(特别是文人、知识分子)虽然讲阿拉伯语,却信仰犹太教或基督教。换言之,讲阿拉伯语的人不一定都是穆斯林。 宋朝(北宋)在地图的右边,这里就是它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在汴京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犹太教团体,这个团体的犹太人很乐意和当地的穆斯林交流,还有景教的教士,他们都是住在一起的。后来到了南宋的时候,宋朝的首都变成了临安(今浙江杭州),也有非常著名的伊斯兰教士、基督教士居住在此。不久之后,由蒙古人缔造的大元帝国出现了,还是有很多从西方来到东方的客人(大部分是商人)来到中国。因为他们做买卖的商业路线,和汉代、唐代时期完全一样,也是走丝绸之路,也许他们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 一个很有趣的名人叫马可·波罗5,他是基督徒,但他的职业不是传教士,而是商人。在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代,很可能有很多人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从亚洲西部迁入中国,其中不乏信仰基督教的人。还有伊本·白图泰6,他和马可·波罗是同时代的人,但稍晚一些。伊本·白图泰游历过中国和亚洲几乎所有的地方。因为他是伊斯兰教士,所以他对伊斯兰教在东亚国家的发展情况特别感兴趣。在他的旅行日记之中,他对所遇到的基督教士也有所记录。 现在,我为什么要抛出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在中文语境中,“基督教”专指新教,与之并列的还有天主教。但是,现在我给你们看的这个教派,在基督宗教之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就是东正教。东正教是有正确信仰的,也就是有道理的(有正确信仰的)一个教派,这是他们这个名称的本意。从这个角度来说,东正教与其他传统教派的区别非常少,所以他们也属于基督宗教。和宋代中国同时期的俄罗斯刚刚皈依基督教(东正教),这个历史进程还没有完成,所以在俄罗斯的很多地方,当地人民还没有信仰基督教。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有更多被基督教影响到的地方,它们都在西方。比如说,现在属于乌克兰的基辅,它可以说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发源地。 再往下看,你看到的就是金帐汗国是由蒙古人建立的国家。现代的俄罗斯人认为:蒙古人对东正教的态度很恶劣,但实际上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比较宽松。当时的蒙古人有一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但迁移到俄罗斯沙普地区的蒙古人也有皈依东正教的。与此同时,处于蒙古人统治之下的俄罗斯当然也有受到伊斯兰教影响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希腊东正教。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他们在那时陷入了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在这里,也爆发了有很重要历史意义的战争。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方的传教士和中国的蒙古人,他们之间有很紧密的关系。我在之前说过,有一个历史名人叫马可·波罗,他去过哈拉和林(Qara-qorum),哈拉和林当时是蒙古帝国的首都。在那时候,有传教士,也有商人,还有很多西方国家派出的人员去了哈拉和林。 这是鲁不鲁乞7的游历路线,他属于天主教的一个修会——方济会(Francisco,又称小兄弟会)。因为小兄弟会鼓励会士过一种平衡的生活,所以鲁不鲁乞虽然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但他从外表上看是比较贫穷的。这是天主教会历史上第一次与中国接触,就是在元朝时期。 明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经过伊斯兰教国家的中介,例如印度。那个时代的印度,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在明朝末年,有一个属于耶稣会的传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利玛窦(1552-1616),他也有一个拉丁式的名字“Matteo Ricci”,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市马切拉塔(Macerata)。利玛窦在到达中国之前,耶稣会士已经去过了日本。因为他们很想得到亚洲最东部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在日本传教。除了耶稣会,还有其他的天主教修会,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在印度西部、日本建立了他们的传教站点,这些地方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用。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采用了一种新的传教方法:模仿本地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文化习惯。所以这些耶稣会士刚抵达中国的时候,他们以为:中国是完全佛教化的,所以他们应该穿和尚的衣服。但是,明朝晚期的中国并非如此。他们后来才知道:应该模仿儒家人士。所以,在此之后,那些耶稣会士都穿着儒家士大夫的衣服,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入乡随俗。这种适应当地文化的传教方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晚明时期的中国,就建立了天主教堂,你们可能见过。例如徐家汇天主堂,这是在十九世纪初兴建的。这座天主堂的前身就是晚明时期的一个小教堂,扩建之前的教堂比较矮小,显得很不起眼。晚明时期,中国天主教最重要的地区在江南,这也是儒家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地方。直到今天,江南(江浙沪)还是当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江南地区有很多富裕的商人,他们都住在南京和南京以东的城市,当地产生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名门世家。来自欧洲的传教士都懂这个道理,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对这些大家族施加影响力。 例如徐家,徐光启8和他的孙女徐甘弟大,他们两人对在江南地区工作的天主教传教士给予了很多帮助,支持传教士创立新的教会、建立新的教堂。当然,在那个时候也有反对天主教的声音。例如,在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怀疑。他们为什么会受到怀疑?因为大众认为:天主教和佛教有很明显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圣母玛利亚”,很多人认为她实际上就是佛教中的“观音菩萨”,或是白莲教所说的“无生老母”。有很多人并未皈依某个宗教,但他们会去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宗教场所,把每个宗教的女神都拜一拜。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基督宗教来华传教史 这是清代中国的地图,清代中国对外有直接的外交关系。在此,我给你看两个例子。 这本书——《异域录》,你可能没有读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本书也有中文版(汉文版),值得一读。《异域录》是由图理琛9用满文写成的,他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官员,他不是皇子而是旗人。这本书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康熙皇帝还在位。到了《异域录》正式出版时,已经是雍正皇帝在位的时代。这本旅行日记挺有趣,他从北京一直走到了中亚和俄罗斯。 这时的俄罗斯,基本上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教国家。当时的中俄关系通常被历史学家忽视,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值得研究。在中俄边境,当地人民皈依东正教之后,他们就被看作是俄罗斯人。因为当时还没有护照制度,所以谁知道他是一个蒙古人或呢?一个人不会讲汉语,不说俄语,但他又加入了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会,他就被看作俄罗斯人。 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史实呢?就是因为记录了中俄人民文化上的区别。这个人有一个中国名字叫“皇清职贡图”,职贡就是外来人(商人),但是也是外教人。他们就送给中国皇帝礼物,也收到了皇帝的赏赐。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们去北京旅游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二环路附近的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那个大使馆原本是东正教传教士居住的俄罗斯馆。因为在清朝时期,中俄之间的外交事务是经过俄罗斯官方教会的人员办理的,现代的俄罗斯驻华使馆与他们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所以,东正教驻北京俄罗斯馆的人员很重要,比如说他们的主教,其地位与天主教教皇差不多。 俄罗斯东正教会北京传道团之的一位团长(修士大司祭)巴维尔·卡缅斯基(1765-1845)10,他既是神父,也是事实上的俄罗斯驻华大使,还是语言学家。卡缅斯基既懂得中文,也会满文和蒙文,他认为这些语言对中俄关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卡缅斯基曾经翻译了一本满文版的《新约》。 与此同时,也有其他传统的基督教会在中国。清朝早期,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派是天主教。 你看这是北京天主南堂(宣武门天主堂),它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在清朝顺治年间由汤若望11扩建,在中国天主教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汤若望来华工作、生活的时间正值明清之际,他开始为中国朝廷工作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在他退休的时候,中国已是清朝的天下。在那时候,来华工作的传教士,他们除了传教之外,最重要的作用是担任西方科技专家。所以这些传教士即使不在朝廷做官,他们在当时的中国仍然是难得的人才。 比如苏努12,他是满族、旗人,他和他的家人都信奉天主教。苏努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的皇帝看来大逆不道的事,四阿哥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和他的兄弟们进行“九子夺嫡”时,苏努选择了错误的方向(拥立八阿哥胤禩),所以他落得了一个被流放后病逝的下场。 之前,我给你们看的《皇清职贡图》也有西方神职人员的肖像。所以他们知道在西方的天主教国家,神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苏努的缘故,雍正认为天主教徒这个群体影响到了他坐稳皇位,所以他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的意思是:所有的天主教徒可以继续去教堂参与弥撒,但不允许他们传教。这个在雍正二年发布的命令,是一个反传教的命令,却不是反对天主教的命令。由此可见,很多问题表面上是宗教问题,但从更深的意义上看并非如此。比如说白莲教,有实际上的白莲教,也有思想上的白莲教,这两者都是民间佛教所产生的一种现象,但当政的皇帝不一定知道哪个白莲教属于合法宗教。 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人数不到十二人,他们经过东南亚到了四川、重庆和云南,他们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但是,也有一些隶属于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被允许在北京和澳门传教。在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是:他们没有在教堂里聚会,而是在某人家中举行弥撒。通过阅读巴县档案馆的相关材料,我们知道:当地有很多被当作教堂使用的民房,从建筑外观上看不出来它们的用途。 在清代中叶,中国天主教徒从外表上看就像是佛教徒。所以,一般情况下,官员看不出来他们是哪个宗教的信徒,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参与社会生活,包括庙会活动。但是,新的一批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这种现象(在家中聚会)就有所改变了。你看这是一个羌族建筑风格的教堂。他们采取的传教策略,就是入乡随俗,积极融入当地的文化。 这个教堂也在四川,它采用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这是我在巴县收藏的清代档案当中找到的一个案例,这是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已经是清朝晚期。这些案例关键之处是:通常来说,官员虽然知道在很多地方有非法的传教活动,但是他们对于不参加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的教众,一般给予会帮助。例如这两件档案记载的,当地教堂失窃,官员设法追回了赃物并还给了教堂。当然,有时候官方和教众也有冲突。 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有传教士来华传教,这些传教士都属于新教。在中文语境中,新教通常被称为“基督教”(狭义,Protestant);而在西方,每一个教派(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都属于“基督教”(广义,Christianity)。所以我把它称为新教,以免混淆两者。 这些新教的传教士,在18世纪末(乾隆至嘉靖年间)才参加传教运动。他们开展传教工作的地区,第一是印度,第二是东南亚,第三就是中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3],他在中国最初只招到一个信徒,就是梁发13。除了传教之外,他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在中国设立一所既能学习英文又能学习基督教教义的学校(即今英华书院)。另外,马礼逊还有一个同工——米伶(William Milne)14。米伶不是马礼逊的弟子(更像是助理),但他也是传教士,而且是一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开展传教事业的时候,不喜欢马来语,所以他只让米伶学习中文。 中国是怎么和这些东南亚的地方产生联系的呢?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在当时都属于荷兰。但是,英国教会和荷兰教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是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就是荷属东印度的首都。后来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新加坡。就是这个人——莱佛士15,他对新加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不算是(基督教)专家。这是我们自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档案馆保存的材料,它们都属于我们档案馆所保存的资料。我们拥有一座非常丰富的材料库,这个材料库对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很有趣的。对于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而言,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实:在19世纪,新教和天主教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在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澳门,它是唯一一个不属于葡萄牙人,但允许与西方天主教徒通航的天然港口。清朝官员不知道: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它们的关系并不友好。 19世纪的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都是谁?这是他们拼接起来的合影,不是自然的照片。他们受教育的水平不是很高,他们招收的中国信徒的文化水平也不太高。所以这些传教士通常不识字,他们也不能听懂官话。这些西方的新教传教士,普遍选择了学习中国方言,比如闽南话或客家话。 后来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导致是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按照《南京条约》的条款,西方的传教士获准在华传教,但仅限于港口城市。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又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因此在1860年以后,西方的传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从那以后,新教传教士成立了一个组织——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我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保存了很多他们留下的文件和出版物。 这些传教士也做了另一件事——建立医院,例如这座在保宁(今四川阆中)的医院就是由传教士建立的。从此“医疗”和“传教”变成从同一个概念,这种观念影响到了所有的医疗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ies)。自从《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们就在中国许多地方开设医院。 在这些医疗传教士之中,有一位著名人物——伯驾(Peter Parker)16,他在自己开设的医院里,用一种在汉语中叫做“柳叶刀”的手术刀为患者施行白内障手术。这种手术刀因为形状很像柳树的叶子,因而得名“柳叶刀”。 后来,伯驾(1804-1888)在广州创立了博济医学堂17,教授西方医学。孙博士(孙中山先生)就曾经在此学医。18这些“Medical Missionaries”(医疗传教士)除了教授西医之外,他们也反对有罪的行为,比如吸食鸦片。到了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越来越多。 当时,在天主教世界之中,最重要的国家是法国。法国自诩为天主教徒的保护者,他们认为:哪里有天主教徒,法国就应该在那里驻军,保护当地的天主教徒。至于德国,他们在山东租借了青岛地区,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和抗议,例如大家都知道的义和团运动。 这和西方传教士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有关系。新一批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和以前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相比,他们的思想观念不一样。因为这些传教士来自西方强国,所以他们的言行往往带有帝国主义的色彩。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帮凶,但他们在当时的中国大众的眼中往往就是这种形象。...

June 20, 2023 · ephrem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