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

按：此是郭子然博士候选人讲座：静修主义与文艺复兴。讲稿问答初步整理完成「未经讲员修订版』。要引用本文，请按以下格式：郭子然《静修主义与文艺复兴》（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2月17日），次网页链接，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正文 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其实西方文艺父亲的根源不在意大利。 是东马帝国,即拜占庭。当时大量拜占庭的学者到了西欧，主要在意大利，但是也有去法国，去别的国家的。他们致力于复兴古希腊文明，影响到了文艺复兴，可以说文艺复兴的根源其实是在东罗马，准确的说，在东罗马的末代王朝，巴列奥略王朝「后简称巴列王朝」。 这国内学者是比较陌生的领域，即便欧美学者，也是到了20世纪才开始。东罗马1000年基本上是一个东正教的帝国，而古希腊文化中的很多因素跟基督教是相互冲突的。到了巴列王朝就更加突出了。 「上图是推荐的书籍，请自行查阅」 那什么是人们主义的？按上面的定义翻译如下： 关于古代文化、科学精神和希腊理性主义与教条的调和，因为在希腊辩证法以及希腊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基本肯定的帮助下，它逐渐从《旧约》和《新约》的原始文本中脱颖而出，并构成了一个思想体系。 A. Renaudet, Autour d’une définition de l’humanisme, in Bibl.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VI (1945), p. 7 - 49, cf. p. 36 - 37. 他们的目标调和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教义，但是这种调和的后果却是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传承古希腊罗马世俗文化的体系，而这种体系逐渐地就是跟神学，圣经，上帝所启示的体系脱离开了。 其实最早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不管是作家还是艺术家，他们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像达芬奇等，他们也是想只是借用古希腊传统。这复兴所体现的世俗精神，逐渐地，跟基督教神学背景脱离了。 关于巴列王朝，请看下图，中间红色的部分可以说是该王朝的最大的领地。 1204年，当时由威尼斯统领的十字军，因为跟东马帝国的政治纠纷，他们改变道路，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建立了拉丁人的国度，被称为拉丁帝国。 东罗马帝国此后就分崩离析，就不再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 但是其继承人逃到了小亚细亚的尼西亚，这段时期被称为尼西亚帝国，算是一个流亡政权。 后来尼西亚帝国的一位高级将领米歇尔巴列奥略，他篡夺了尼西亚帝国的王位，把尼西亚帝国的末代皇帝的眼睛给刺瞎了，在当时也是比较严酷的刑法。 从此，巴列王朝成了东罗马帝国的末代王朝，从1261年直到1453年拜占庭被奥斯曼苏丹攻陷。就是这段时期，见证了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其背景和要点如下： 马其顿王朝是拜占庭末代王朝的强盛时期，算是中心时期。帝国在经受了长期的蛮族入，比如说就是包括跟北边的斯拉夫人的对抗之后，11世纪初期，拜占庭的皇帝保加利亚人的屠夫巴切尔二世，他灭掉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拜占庭帝国算是在当时达到了顶峰。算是文艺复兴的前兆。 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四次十军东征和尼西亚帝国，因为他们促成巴列王朝的成立。 第三点，塞尔维亚帝国的扩张，是在14世纪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塞尔维亚帝国；第四点两次内战，是指在巴列王朝时期，由于内忧外患，在皇位继承的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内战，严重削弱了帝国的实力。 最后一点是和西方拉丁世界的密切关系，尤其和拉丁教会合一运动。 14世纪的时候，大家真正的敌人是奥斯曼帝国，是面临着生死存亡的。 当时的东罗马帝国的高层希望取得拉丁世界的帮助，一起对抗奥斯曼帝国。 也尝试过寻求教会的合一，大家知道，东西方本来是属于基督的教会，只是后来因为各种矛盾分开了。 因此，当时有很多促进教会合一的对话，当时一些重要的拉丁著作也被译成古希腊文，比如说，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 而这种政治背景跟文艺复兴有什么关联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继承了古罗马帝国的东罗马帝国，这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既有内患「两次内战」，也有外在生死存亡的威胁，比如塞尔维亚帝国不断侵蚀，奥斯曼帝国的威胁等。 帝国的领土就是单靠继承了就是古罗马帝国的政治身份，还有就是君士坦丁堡保持普世基督教的中心，但是那时已经满足不了。所以当时的很多学者，他们就采用了一条新的道路，就是想通过复兴希腊文明来重新确立他们的身份。 比如当时文艺复兴的一些代表人物，乔治巴希迈尔斯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 如果我们研究拜占庭历史，他的著作不可错过。同时他的儿子也是一位历史学家狄奥多若 美托基忒斯 ，他也是当时的著名的学者，教会高层神职人员，也是我博士论文的主角。圣帕拉马斯之前在成为修士之前，吉尔坦尼堡就是世俗学习时期的导师，也是一位重要的官员。 可以看到当时很多人的身份是多元的，既可以是修士，也可以是学者，神学家，有些也做过帝国的高级官员。 尼基佛鲁斯 库姆诺斯我刚刚也提到过，是当时父亲柏拉图哲学的先驱。卡拉布里亚的巴尔拉姆是来自意大利南部希腊语家庭，所以意大利南部曾经是被拜占庭统治过很久。出自于希腊家庭的巴尔拉姆，他本身也是希 腊人，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著名学者。静修主义在争论中其实是是由巴尔拉姆主动挑起的，也是圣帕拉马斯第一位辩论对手。 之后是帕拉马斯的另一位辩论对手尼基佛鲁斯 格力高拉斯 。 高拉斯是当时的一位新柏拉图主义的学者，也是一位是神学家。 他的神学思想跟帕拉马斯是水火不容的，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 约翰六世是巴列王朝的一位帝王，同时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约翰六世去修道隐居，然后把他的才华，一生政治经历写了下来，流传于后世。 古希腊文明的传承在拜占庭是一直存在的，没有断掉。柏拉图主义的复兴在拜占庭中期也有征兆。比如Close还有他的弟子的dallos就尝试著复兴过柏拉图主义，但是受到教会的反对。所以他们就被当时12世纪初的皇帝阿拉伯协伊一世谴责。 但在巴列王朝时期，就实现了柏拉图主义的复兴，当时的学者不只是关注柏拉图的作品，也会关注柏拉图主义。 第二点就是古希腊戏剧手稿。当时的罗马帝国是禁止表演戏剧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表演是不道德的。因此，长期以来，无人关注希腊戏剧作品，不少作品就流失了。但在巴列王朝时期就开始关注了。当时的学者整理了不少希腊戏剧手稿，成为今天学习的基础。下图可以看到希腊手稿成几何式增加。 当然，不只是戏剧的，还包括哲学，科学，天文，文学等，那时的学习可能有些肤浅，毕竟跟古希腊时期离得太远。 文艺复兴在哲学上的一个结果就是产生了米斯特拉新柏拉图学派。米斯特拉位于当前希腊的博罗奔尼萨半岛。 这幅图片是是我去年12月去探访的时候自己拍的。是当时的摩尼亚君主国的王公所在地。什么是你要举主国呢？ 他是当时东罗马帝国一个附属的国家。帝国皇帝的儿子所建立就是一位巴列王朝时期的皇帝把他的儿子封到这个地方，来管理这片地区。 在14世纪后起15世纪在摩里亚，其首都就是米斯特拉。这里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格弥斯托士·卜列东 。14世纪的学者与15世纪的很大不同。14世纪的学者虽然也致力于复兴传承古希腊哲学，但他们同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15世纪格尼斯托斯卜列东虽然也是受洗的东正教徒，但只是外表的，内里，他已经公开回到古希腊多神教中。奥斯曼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又政府了米斯特拉，似乎尼斯托斯的传承就断了。但他的影响通过意大利流传开来。...

按：此是孙泽汐博士政教关系系列第三讲：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其中第一讲和第二讲，请点击，一、二。本讲从教皇和帝王的角度展现了政权与教权之间的张力，非常精彩。 注：本文讲稿和问答环节由Sila弟兄按照孙博士普通话整理而成，感谢Sila辛苦整理。我们也相信整理出来的讲稿和问答环节能更广泛地服务到读者。读者须知，此讲稿问答已经孙博士修订。 版权声明：若要转载或引用此文，请用以下格式：孙泽汐《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讲稿问答》，Sila编辑整理，孙泽汐博士修订（伦敦：光从东方来，2023年8月4日网上讲座），附上网页+引用日期。 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应讲员要求，本讲座无视频内容，但提供录音和讲稿问答 正文 导言 回顾过去，我曾有过两场讲座：在第一场讲座中，我与大家探讨了早期教会在罗马帝国的生存和发展历程，以及教会与帝国之间的复杂张力；第二场讲座则围绕着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引发的重大变革，以及随之而来对皇权和政权的深远影响。今天的讲座，我希望能引领大家了解君士坦丁皈依之后的中世纪历史，以及这一事件对整个欧洲的长远影响。 本次讲座将通过三个关键事件，向大家介绍“Western Christendom”这一历史概念[^1]。“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是一个极具意义的现象，它代表了在欧洲兴起的西方拉丁基督教王国。我们将探讨这一王国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中教会、社会和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今天，我将通过以下三个案例来解析这些问题： 以查理曼大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为例，探讨中世纪西欧国家的政教关系； 分析“叙任权争夺”（investiture controversy），即关于“谁有权设立主教”的争议，展现政权与教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文艺复兴后、宗教改革前的历史时期为背景，从罗马教宗的角度审视教会，探讨教宗权力过大、介入世俗事务时可能产生的影响。 基督教王国初具雏形 在上一次讲座中，我们探讨了四到五世纪的地中海世界。自那时起，我们注意到一个显著的趋势：西欧的拉丁语世界开始从地中海沿岸——当时的文明中心——向西、向北扩散先进文化。在当时的欧洲，法兰克人成为了最重要的参与者，他们的地盘基本涵盖了现今法国的大部分和德国西部。回溯到罗马帝国早期，这些区域对应的是高卢行省，该地区早已深受罗马文化的影响。因此，早期的法兰克统治者能够轻松建立起一套高效且持久的行政制度。 在六世纪左右，一位名叫克洛维（Clovis I）的法兰克国王，首先接受了西方的罗马公教1。两百多年后，到了七世纪末和八世纪初，法兰克国王的权力开始下移——那时，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已经不再是国王，而是所谓的“Mayor of the Palace”（宫相、宫廷总管），这一职位在中国古代史中类似于丞相，就像是架空了汉献帝的曹操一般。当宫相掌握了人事权，甚至可以代替国王分封土地时，国王的影响力也就日渐衰减了。 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亦称“铁锤马特”，以他在733年一场关键战役中成功阻挡穆斯林大军北上进犯欧洲而闻名。若非他的勇敢抵抗，西欧可能早已成为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查理·马特的儿子和继承者——矮子丕平（Pippin the Short）渴望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为此，与当时的教宗保持良好关系显得尤为关键。凭借教宗的支持，丕平得以团结其下的贵族，使他们拥立自己成为真正的国王。同时，他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土地直接划归教宗管辖，这一行为被称作“丕平献土”（donation of Pippin）。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创造了“教宗国”（papal state），即直接归教宗统治的土地，而且在封建时期的西欧地区创造了一个类似小邦国的存在，直至19世纪意大利统一和墨索里尼时期，教宗国才正式废除。因此，“丕平献土”在西欧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西欧不仅见证了国王的崛起，还有一个帝王的兴起——查理曼(Charlemagne)，也称为“查理大帝”。他在位初期主要从事东征西讨，其中一大战绩是征服了今德意志北部的萨克逊人。与此相关的一个重大宗教事件是，他用武力迫使萨克逊人皈依基督教。这种通过战争传播信仰的做法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虽然过去也曾有过自上而下的“基督教化”，例如一个部落或国家的首脑皈依后，其臣民随之皈依，但查理曼通过武力强迫被征服者受洗的做法却是首次。他的这种行为甚至遭到了其宫廷中官员的批评。当时，查理曼的一位重要大臣奥库恩(Alcuin)，既是学者也是神职人员2，直接指出强迫受洗并不能令人心生对基督的信仰。他建议皇帝多派遣敬虔的传教士，而非催收十一税的税吏。 查理曼的征服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更在地理和文化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查理曼的统治之下，”欧洲”这一概念首次显现。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在查理曼出现之前，欧洲最强大的力量是罗马帝国及其后继国家东罗马帝国，而欧洲文明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地区。但查理曼的崛起，实际上标志着欧洲变成了一个融合了拉丁文化（地中海沿岸）和德意志文化（日耳曼人聚居区）的区域。因此，查理曼不仅是欧洲的统治者，更在文化意义上成为了欧洲的“父亲”，他的统治还塑造了一个与东罗马帝国截然不同的宗教文化特色3。例如，西方教会不采用拜占庭式的圣像（icon），他们的《尼西亚信经》版本也与东方教会有所不同4。在西方，查理曼创造了一种新的传统：统治者的权力既来自皇帝，也得到教宗的认可和支持。 查理曼时期的欧洲处于一种独特的地理和文化态势。观察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绿色区域覆盖了整个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北非，这些地区当时处于伊斯兰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个版图一直延伸到东部。黄色区域代表了罗马帝国分裂后残存的拜占庭帝国。而蓝色区域，则是查理曼大帝征服的疆域，基本包含了现今的法国、德国大部分地区，以及北部低地国家和东欧的部分地区。除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爱尔兰等国外，查理曼帝国的版图几乎奠定了现代欧洲的基本轮廓。此外，查理曼帝国的出现，也标志着西方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的正式成型。 关于查理曼，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在公元800年左右的圣诞节，查理曼虔诚地前往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参加弥撒。在他跪下时，教宗利奥(Leo III) 将一顶皇冠戴在他的头上，众人大喊：“Mighty and peaceable，Emperor of the Romans”（伟大而和平的罗马人的皇帝）。这一行为在西方象征着尊荣，但对于东方的拜占庭而言，则是一种冒犯。按照罗马帝国的传统，世界上只应有一个神、一个基督、一个信仰、一个教会和一个皇帝，但西方突然出现了另一个皇帝。 在查理曼的统治下，他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例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字母写法就是改革的产物。早期的福音书草稿和残片上的文字只有大写字母，没有任何标点和空格。但查理曼推行的教育改革中，采用了区分大小写、加上空格和一定标点符号的书写方式，这与我们现代的书写方式非常相似。 最重要的是，我们讨论的“基督教王国”概念其实很复杂。简而言之，在基督教王国之下的社会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而发展的。这种信仰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如信徒参与教堂的礼拜，也深远地影响了文化的发展，如书写方式和艺术主题；同时，宗教信仰还影响到政府的结构，例如统治者的权威（合法性）来源。这表明，宗教信仰是一个全面的、有机的、多元化的体系。而基督教王国具有以下特点： 地理位置上，它位于西方、欧洲； 语言上，通用拉丁语； 时间上，处于中世纪时期。 最后，给大家展示的是查理曼大帝在阿肯（Aachen,位于法国和德国交界处）的教堂，他的座位正位于天上众圣徒和地上他的臣民之间。这反映了查理曼对自己地位的看法：他可能认为自己是天地之间的一个中保。 在教堂的右侧是查理曼大帝的御座。据说拿破仑在占领这个城市后，出于对查理曼的尊重，他并没有坐上这个宝座。 教会改革和叙任权斗争 大约经过两百年，欧洲中世纪历史浮现出一个关键线索——教会改革和叙任权斗争。对当时的教会而言，改革成了最为关键的议题。这次改革发生在我们熟知的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前，其必要性也非常明显。在中世纪，欧洲教会深入参与了众多世俗领域，拥有了巨大的权力。我们之前提到的“基督教王国”概念，凸显了教会在王国中的重要地位，这也引发了政权和教权之间的张力甚至冲突。 首先，我们来看改革的主要内容。当时的改革途径有几种。一种是由修道院修士提出的，以克吕尼(Cluny)和熙笃会(Cistercians)为代表。另一种途径是从教会的内部法律入手，通过修改法规和立法来实现改革。还有一种重要的方式是，由具有改革意识的教宗亲自推动改革。 改革主要针对两个问题： 买卖圣职（simony）。在许多情况下，教会的一些职位，如主教、司祭，可以通过金钱交易获得。 神职人员（clergy）是否应守独身。尽管西方教会早已形成这一惯例，但在改革之前它并非明文规定。加入修道院的人必须守独身，但很多神职人员并未遵循这一规则，因为缺乏正式的法律约束。 以上两个问题成为当时诸多改革行动的焦点。 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是一位具有重大改革意图的教宗。他出身寒微，最初以一个修士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因此他的真实出生地和本名鲜为人知。他因其出众的能力和虔诚的信仰，被选为教宗的助手，并在抵达罗马后协助教宗发起了一系列改革。当他自己成为教宗后，他继续推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特别是针对神职人员的独身问题和买卖圣职现象。 格里高利坚持推进改革的原因在于，这两个问题背后的现象对教会造成了长期且深远的负面影响。圣职买卖意味着教会的高低职位可能被权贵和富商所控制，而神职人员如果可以结婚，则可能导致教会职位世袭5。这两种现象使教会圣职被社会上层所垄断和世袭，严重阻碍了教会吸纳和提拔人才的能力。 在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社会中，教会圣职的升迁是为数不多的社会流动途径之一。如果放任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结婚的现象，无论对社会还是教会本身，都将导致活力的丧失，变得死气沉沉。然而，改革这两方面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当同时处理这两个问题时。许多低阶教士对贵族主教买卖圣职的行为感到不满，他们反对买卖圣职。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放弃自己的家庭生活。因此，同时推进这两项改革意味着同时触怒高阶和低阶的神职人员。 格里高利七世的改革在英国相对顺利，但在神圣罗马帝国6遇到了重大阻力，主要来自当时的皇帝亨利四世。我们所说的“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实际上是关于皇帝和教宗之间的权力争夺：谁有权任命主教。亨利四世最初罢黜了他境内的主教，并自行任命新的主教，这显然是未经教宗批准的。教宗随后要求亨利前往罗马忏悔。亨利的回应是派遣一支小规模雇佣军试图绑架教宗，但最终未能成功。 在此，我们看到了中世纪历史上常见的皇帝与教宗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典型情形是，皇帝试图罢黜教宗，而教宗则想要将皇帝开除教籍。在当时，被开除教籍是极其严重的处罚，因为失去了基督徒和教会成员的身份，相应地也就失去了作为皇帝的资格。例如，当教宗将亨利四世开除教籍时，实际上是告诉亨利的贵族们，他们不再需要对皇帝效忠7。这种做法往往会引发王国内部的叛乱，正如历史所记载的。因此，亨利四世在1077年不得不前往卡诺莎(Canosa)城堡，亲自向教宗表示悔改并请求赦免。作为教宗，格里高利当然赦免了他。 然而，亨利的忏悔并不真诚。他回到领地后并未遵守承诺，导致教宗再次将他开除教籍。这一次，亨利派遣军队包围罗马，迫使教宗逃离，并设立了一个更加顺从他的“对立教宗”(rival pope)。最终，有志于改革的格里高利教宗不得不逃亡，最后在流放中去世。这是中世纪早期叙任权斗争的一个经典例子，其中可以看出几个固有的步骤： 起因通常是关于谁有权任命主教的争执； 一旦协商失败，皇帝会试图罢黜教宗，而教宗则考虑开除皇帝的教籍； 但皇帝通常拥有军队，可以派兵逮捕教宗。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斗争中皇帝占据优势。 叙任权斗争”的核心在于两个关键因素：财富和权力。皇帝与教宗的对立并非无端产生，而是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现代教会的牧师不同，中世纪的主教不仅仅是精神领袖，还担任着重要的世俗统治角色。当时的主教拥有土地、财产和军队。不同规模的教区中，主教的权力和影响力可从相当于市长的级别，一直扩展到整个行省的统治者。如果你是皇帝，你肯定不会愿意这些关键地区的统治者由外部权威任命。问题的核心在于教会对财富和权力的处理方式。对世俗统治者而言，这些明显属于世俗领域，应该由皇帝掌控。而教宗认为，教会的财产应该用于服务基督和穷人。然而，很多时候这些财产被用于满足教宗或主教的私人野心，或被挥霍。我们从亨利四世和格里高利七世在十一世纪的冲突中看到了“叙任权斗争”的一个经典例子。 1122年，《沃尔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Worms)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教宗达成了初步和解。该协定规定，皇帝拥有授予主教世俗职权的权力，而主教的属灵权力则由教宗授予。尽管达成了和解，但如果没有解决根本性的财富和权力问题，这种潜在的张力仍将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