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用途

封面图片：西方教会四博士在读书，由Pier Francesco Sacchi在1516年画，从左至右为：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I），圣耶柔米（St. Jerome）和圣安波罗修( St. Ambrose) 版权声明：若您想转载此文，请按版权申明格式转载；若有杂志想出版此文，请通过电子邮件（areopagusworkshop@gmail.com）联系。 记得来美国读神学之前，一位牧者曾告诫我说（大意是）：“读神学并不一定能助长你的灵性。” 曾有那么几年，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就是读书学习对人的灵性没什么帮助。现在不这么看了。 这位牧者的说法很有智慧，因为他的话是一个事实。然而对这句话的解读却又两种：一种是反智主义的解读，即如我之前说的，认为读书对人的灵性没什么卵用；另外一种是我现在的解读，就是这句话反应了现今学术界世俗化的倾向，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世俗的大学已经成为学术的重镇，人们把一个学者的品格和他的学术成就分得很开，几乎没什么关系。不要说求学为做人了，求学为求真都是寥寥无几的。 那么问题来了，做学问求知真的对人的灵性没有任何助益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做学问求知对人的灵性确有帮助，至少在知识上他懂的一些，他缺的是把所学的知识践行出来。但不好学，不求知，不认真做学问肯定对灵性毫无助益。因为知识不一定是通过读书获得的，一个不识字的人也可以通过一个师傅习得。 在《沙漠教父言行录》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了大学者阿瑟纽（其中第六节）向一位目不识丁的农夫请教关于自己思想的对错。 有一天，阿爸阿瑟纽向一位埃及的老修士询问关于自己思想的对错。有人知道了来问他说：“阿爸阿瑟纽，像您这样博学的 人，受过上好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教育，又为何向这个农夫求问 呢？”他回答说：“我的确学过拉丁语和希腊语，可我对这位农夫话境中最基本的知识都还不懂呢！” 安东尼等著，《沙漠教父言行录》，陈廷忠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第59页 这位农夫之所以能指教阿瑟纽是因为他有关于上帝的直接经验，而阿瑟纽的知识是间接获得的，即通过读书获得的，是不能确定的。中国古话说得有道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这位农夫的直接经验，现代教会将之称为灵性，在灵修传统中，叫静观；而阿瑟纽获得的知识相当于当今哈佛北大通过学习语言，研究一二手文献间接获得的知识，因此不确实（这个我们以后再讲：为何学术求真都很难？何为静观？）。我们把阿瑟纽看成是做学问的人，因为他读原文，能通过读文献获取知识。 然而，我们忘了，这位农夫不识字，不知道很多语言并不代表他不好学，不求知，也不代表未经任何人的指点就能达成直接经验上帝的境地。倘若我们仔细读《圣安东尼传》，我们十分清楚圣安东尼是一个十分好学的人。照样这位农夫也非属灵的独行侠，而是有一位指点他的老师的，他所学的都是从老师而来。 因此，知识和灵性是息息相关，相互成全的。没有知识，一个人的灵性不可能长进，有知识而不去践行，一个人的灵性也不会提高。笔者惭愧，自认属于后者，没什么灵性。 这位农夫的知识是确实的，但如果要让他阅读原文文献，引经据典来驳斥一些异端异教的观点，就捉襟见肘了。可见，通语言，能阅读一二手文献，知晓各种思想和观点的来龙去脉也很重要。 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有灵性知识，但让他清晰地说出来就困难了。有的人即有灵性知识，又能有理有据地讲清楚一件事，这就需要做学问的技巧了。这也是为什么教父们无不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因为他们掌握了做学问的技巧，能用以驳斥当时的异端异教思想。 因此，笔者认为做学问至少有以下三点用途： 一、做学问就是清楚一些思想和观点的来龙去脉，能追根溯源，防止自己道听途说 做学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他所了解领域的观点和思想都能追根溯源。因此，但凡是学术文章，都是有注脚和参考书目的，这些注脚和参考书目一方面肯定前人的努力和贡献，另一方面告知读者，自己观点源自哪里。而不能追根溯源的思想和观点基本属于道听途说，是立不住脚的。 二、做学问是一种有理有据的辩驳技能，能用以驳斥异端邪说。 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不懂，但不可以无知，从而轻视所有做学问的人。一个学者的观点不管如何敌基督，他至少能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地论证他的观点。那些没有学过原文，不能读一手材料，不知道相关领域的前沿学者的人完全不能与之辩驳，毫无还手之力。这也是为何驳斥异端异教的教父们都是经过良好的学术训练的。 三、只要做学问的方法得当，学术当然有助于人灵性的提升 当今做学问的方法论已经跟人的灵性，做人毫无关系。笔者就提出求学为做人的方法论，只有在这种方法论下，学者才能将所学的当真并付诸实践，当它亲身实践时，对灵性的提升当然有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