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rs Laamann

按：这次找来笔者导师开的第二场讲座，他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是研究清代和满族文化的著名学者。讲稿和问答正在整理中，敬请期待。 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按：这次找来笔者导师开一场讲座，他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是研究清代和满族文化的著名学者。讲稿和问答环节经弟兄Sila整理，劳曼博士修订而成，特表感谢。其中的注为Sila弟兄根据网络资料所加，讲稿整理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指正。也推荐您看视频或听录音。 若要引用本文，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讲稿正文 中国天主基督教史略 阿甲：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欢迎你们参加“光从东方来”的免费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讲员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劳曼博士（Dr. Lars Peter Laamann），他是一位研究清史和满族文化的著名学者，他的不少著作都和基督教研究相关。今天劳曼博士能够接受邀请，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们“光从东方来”主要介绍东方教会传统。其实从地域上说，中国教会也属于东方教会，是东方教会的一个分支。所以，今晚我们就请劳曼博士讲一下天主教、基督教来华传教和发展的历史。 如果大家对本平台讲座的相关事工或内容感兴趣的话，在讲座结束之后，我会把我们的讲座的相关信息发到群里，大家可以通过邮件或微信和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群会持续更新讲座的相关信息。 劳曼博士： 两个最重要的观点 首先，我现在要给你们讲的，是这场讲座最重要的两个观点。第一，我没有刻意分开天主教和基督教。对我来说，**在19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两者可以说是一个整体。**我今天给你们讲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时间跨度从公元650年左右一直到20世纪。第二，我的意思是说：基督教1在中国的历史是非常古老的，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宗教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它在中国本土宗教文化环境中的发展过程表明了这一点。**之后，我就要谈到这个观点，因为它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立场。 中国唐代时期的欧亚大陆宗教交流史 与这张地图有关的历史，其实不是非常久远。如果你们有汉代中国的地图，你们就可以看到，在欧亚大陆的西部有一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东部就是基督教的发源地。耶稣升天后的使徒时代，在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了教会和信徒。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东部，也就是东亚（包括中国、日本、朝鲜等）和东南亚，有另一种宗教开始发展起来，这个宗教就是佛教。 佛教和基督教，虽然从历史学上来说，两者没有同等的重要性，但两者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宣教方法：他们为了传播自己的宗教，都做了不少的变通；他们的信仰是通过非常professional（专业的）的传教士，从印度和罗马帝国一直传播到最远的地方（东亚）；传教士一般采用徒步行走的方式，一直走到交通非常不便的地方，例如敦煌。敦煌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就是“天堂”，因为在那里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留下来的遗产，有佛教、摩尼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遗产，也有基督教（景教）的遗产。总之，敦煌是一个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的地方。 佛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教士玄奘2。当然，中国人通常都了解他，他是《西游记》中的唐僧。玄奘的一个想法和后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是完全一样的，他认为：传播宗教信仰的最重要的载体就是经书。他知道那些关于佛教的书卷是在西方（印度），从那时候，“西方”就有了一种非常积极的意义。对于佛教徒来说，西方不一定是天堂，它叫天竺。“竺”这个字，是竹字头，下面有一个二。这个“天竺”和后来的“天主”发音相同。所以，在此之后很多人误以为佛教（天竺教）和天主教是同一种宗教。 佛教的传播经过中亚，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脉络，这条脉络就是商业路线。显而易见的，商业活动是各种民族交流思想文化的一种途径。现在你们看到的，是粟特人的人像。粟特人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最终皈依伊斯兰教徒。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粟特人刚刚皈依佛教，之前也有很多人皈依了从西方传来的宗教，包括基督教（景教）。 我马上要给你们看的，就是一个很早就成立的教会。这些粟特人，对我们来说是文化大使，他们把西方的文明（包括各种文化现象）介绍给了在中亚和东亚的很多城市。在这幅图上，他们拿着乐器，这些乐器的作用当然是为了营造欢乐的气氛，但它们也被用于宗教典礼。这幅图的左边就是一个佛像。当然了，从左边看到的，就是亚洲西部的一些人，他们都留着胡子，右边有一个人穿着丝绸衣服。西方人很喜欢穿中国传统的丝绸衣物，所以在拉丁文之中，罗马人把中国人称作“丝绸人”（赛里斯人），这是最早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称呼。 同时，有一个从西方传到中亚来的宗教，就是景教。他们所使用的这种语言（古叙利亚语），我是通过阿拉伯语学会的。这些是叙利亚人用的语言，他们用的文字（叙利亚文）和犹太人所使用的希伯来文，以及最早的阿拉伯文有很密切的关系。顺便一提，这与我在担任某个Panel Host（研究小组领导人）的时候的论文题目有关，所以我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 言归正传，玄奘和其他国家派出的传教士，他们去了印度是为了获取从西方传来的经书。例如《新约》，在那个时候才成书不久。在西方人编撰的基督教史书之中，对这种文化交流的史实少有提及。（亚述）东方教会虽然也属于基督宗教，但他们的神学观点与西方教会有很多差异，这是不无原因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很早就与罗马帝国境内教会分离了。他们离开了罗马帝国东部，首先在波斯宣教。在波斯也有别的宗教，之后还有伊斯兰教的兴起。然后他们继续向东走去，沿着丝绸之路一直走到中亚，直到唐代中国的首都长安和丝绸之路周边的所有大城市。 在敦煌的一个地方，蒙古人一定听说过这个名字，那里有一幅耶稣肖像画。画面上的耶稣，看起来就是一个亚洲人。具体地说，他是亚洲西部的一个人，像是印度人，但一定不是中国人。从外貌上看，他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年轻的罗马人。所以，耶稣的形象已经被本土化了，这种本土化可能是在波斯进行的，或者是在亚洲西部某地，现在不一定能确定在哪里。这是耶稣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只有半个；这是他的手……这幅画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耶稣画像。我还记得，这幅画目前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这么说来，我们知道：景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东方教会”“东方亚述教会”，是叙利亚传统教会的一个分支。这个景教从神学上来说是广义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但是，他们与其他教派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幻灯片右下角写的就是那个“两性论”。“两性论”的意思是说：基督有神性和人性，所以他在被绑在十字架上之前就已经是神。换言之，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对于没有学过基督教神学的人来说，他们不一定会理解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这对于当代罗马（天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的神学家来说，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一种基督论3。 中国宋代至明代时期的欧亚大陆宗教交流史 接下来，在唐朝之后，整个亚洲产生了很大的变迁。最大的变迁是将要发生的蒙古征服，即蒙古帝国的建立。这张地图呈现的，是蒙古帝国建立之前的欧亚大陆和非洲的一部分（主要是北非，包括埃及）。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国家，比如说伊朗（波斯）和中国，产生佛教之后的印度，还有这个地方一直都是伊斯兰教的地区。伊斯兰教在那时就已经有500年左右的历史，它从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4一直到中亚都有影响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一个observation（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也是我们应该了解的，这是第一点。第二，除了伊斯兰教，还有和最古老的《圣经》（希伯来圣经）有关的宗教——犹太教，以及基督教，这三种信仰在伊斯兰教地区，都有差不多的宗教性。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地区都是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有不少人（特别是文人、知识分子）虽然讲阿拉伯语，却信仰犹太教或基督教。换言之，讲阿拉伯语的人不一定都是穆斯林。 宋朝（北宋）在地图的右边，这里就是它的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在汴京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犹太教团体，这个团体的犹太人很乐意和当地的穆斯林交流，还有景教的教士，他们都是住在一起的。后来到了南宋的时候，宋朝的首都变成了临安（今浙江杭州），也有非常著名的伊斯兰教士、基督教士居住在此。不久之后，由蒙古人缔造的大元帝国出现了，还是有很多从西方来到东方的客人（大部分是商人）来到中国。因为他们做买卖的商业路线，和汉代、唐代时期完全一样，也是走丝绸之路，也许他们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 一个很有趣的名人叫马可·波罗5，他是基督徒，但他的职业不是传教士，而是商人。在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代，很可能有很多人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从亚洲西部迁入中国，其中不乏信仰基督教的人。还有伊本·白图泰6，他和马可·波罗是同时代的人，但稍晚一些。伊本·白图泰游历过中国和亚洲几乎所有的地方。因为他是伊斯兰教士，所以他对伊斯兰教在东亚国家的发展情况特别感兴趣。在他的旅行日记之中，他对所遇到的基督教士也有所记录。 现在，我为什么要抛出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在中文语境中，“基督教”专指新教，与之并列的还有天主教。但是，现在我给你们看的这个教派，在基督宗教之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就是东正教。东正教是有正确信仰的，也就是有道理的（有正确信仰的）一个教派，这是他们这个名称的本意。从这个角度来说，东正教与其他传统教派的区别非常少，所以他们也属于基督宗教。和宋代中国同时期的俄罗斯刚刚皈依基督教（东正教），这个历史进程还没有完成，所以在俄罗斯的很多地方，当地人民还没有信仰基督教。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有更多被基督教影响到的地方，它们都在西方。比如说，现在属于乌克兰的基辅，它可以说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发源地。 再往下看，你看到的就是金帐汗国是由蒙古人建立的国家。现代的俄罗斯人认为：蒙古人对东正教的态度很恶劣，但实际上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比较宽松。当时的蒙古人有一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但迁移到俄罗斯沙普地区的蒙古人也有皈依东正教的。与此同时，处于蒙古人统治之下的俄罗斯当然也有受到伊斯兰教影响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希腊东正教。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他们在那时陷入了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在这里，也爆发了有很重要历史意义的战争。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方的传教士和中国的蒙古人，他们之间有很紧密的关系。我在之前说过，有一个历史名人叫马可·波罗，他去过哈拉和林（Qara-qorum），哈拉和林当时是蒙古帝国的首都。在那时候，有传教士，也有商人，还有很多西方国家派出的人员去了哈拉和林。 这是鲁不鲁乞7的游历路线，他属于天主教的一个修会——方济会（Francisco，又称小兄弟会）。因为小兄弟会鼓励会士过一种平衡的生活，所以鲁不鲁乞虽然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但他从外表上看是比较贫穷的。这是天主教会历史上第一次与中国接触，就是在元朝时期。 明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经过伊斯兰教国家的中介，例如印度。那个时代的印度，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在明朝末年，有一个属于耶稣会的传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利玛窦(1552-1616)，他也有一个拉丁式的名字“Matteo Ricci”，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市马切拉塔（Macerata）。利玛窦在到达中国之前，耶稣会士已经去过了日本。因为他们很想得到亚洲最东部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在日本传教。除了耶稣会，还有其他的天主教修会，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在印度西部、日本建立了他们的传教站点，这些地方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用。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采用了一种新的传教方法：模仿本地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文化习惯。所以这些耶稣会士刚抵达中国的时候，他们以为：中国是完全佛教化的，所以他们应该穿和尚的衣服。但是，明朝晚期的中国并非如此。他们后来才知道：应该模仿儒家人士。所以，在此之后，那些耶稣会士都穿着儒家士大夫的衣服，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入乡随俗。这种适应当地文化的传教方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晚明时期的中国，就建立了天主教堂，你们可能见过。例如徐家汇天主堂，这是在十九世纪初兴建的。这座天主堂的前身就是晚明时期的一个小教堂，扩建之前的教堂比较矮小，显得很不起眼。晚明时期，中国天主教最重要的地区在江南，这也是儒家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地方。直到今天，江南（江浙沪）还是当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江南地区有很多富裕的商人，他们都住在南京和南京以东的城市，当地产生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名门世家。来自欧洲的传教士都懂这个道理，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对这些大家族施加影响力。 例如徐家，徐光启8和他的孙女徐甘弟大，他们两人对在江南地区工作的天主教传教士给予了很多帮助，支持传教士创立新的教会、建立新的教堂。当然，在那个时候也有反对天主教的声音。例如，在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怀疑。他们为什么会受到怀疑？因为大众认为：天主教和佛教有很明显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圣母玛利亚”，很多人认为她实际上就是佛教中的“观音菩萨”，或是白莲教所说的“无生老母”。有很多人并未皈依某个宗教，但他们会去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宗教场所，把每个宗教的女神都拜一拜。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基督宗教来华传教史 这是清代中国的地图，清代中国对外有直接的外交关系。在此，我给你看两个例子。 这本书——《异域录》，你可能没有读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本书也有中文版（汉文版），值得一读。《异域录》是由图理琛9用满文写成的，他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官员，他不是皇子而是旗人。这本书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康熙皇帝还在位。到了《异域录》正式出版时，已经是雍正皇帝在位的时代。这本旅行日记挺有趣，他从北京一直走到了中亚和俄罗斯。 这时的俄罗斯，基本上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教国家。当时的中俄关系通常被历史学家忽视，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值得研究。在中俄边境，当地人民皈依东正教之后，他们就被看作是俄罗斯人。因为当时还没有护照制度，所以谁知道他是一个蒙古人或呢？一个人不会讲汉语，不说俄语，但他又加入了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会，他就被看作俄罗斯人。 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史实呢？就是因为记录了中俄人民文化上的区别。这个人有一个中国名字叫“皇清职贡图”，职贡就是外来人（商人），但是也是外教人。他们就送给中国皇帝礼物，也收到了皇帝的赏赐。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们去北京旅游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二环路附近的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那个大使馆原本是东正教传教士居住的俄罗斯馆。因为在清朝时期，中俄之间的外交事务是经过俄罗斯官方教会的人员办理的，现代的俄罗斯驻华使馆与他们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所以，东正教驻北京俄罗斯馆的人员很重要，比如说他们的主教，其地位与天主教教皇差不多。 俄罗斯东正教会北京传道团之的一位团长（修士大司祭）巴维尔·卡缅斯基(1765-1845)10，他既是神父，也是事实上的俄罗斯驻华大使，还是语言学家。卡缅斯基既懂得中文，也会满文和蒙文，他认为这些语言对中俄关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卡缅斯基曾经翻译了一本满文版的《新约》。 与此同时，也有其他传统的基督教会在中国。清朝早期，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派是天主教。 你看这是北京天主南堂（宣武门天主堂），它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在清朝顺治年间由汤若望11扩建，在中国天主教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汤若望来华工作、生活的时间正值明清之际，他开始为中国朝廷工作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在他退休的时候，中国已是清朝的天下。在那时候，来华工作的传教士，他们除了传教之外，最重要的作用是担任西方科技专家。所以这些传教士即使不在朝廷做官，他们在当时的中国仍然是难得的人才。 比如苏努12，他是满族、旗人，他和他的家人都信奉天主教。苏努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的皇帝看来大逆不道的事，四阿哥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和他的兄弟们进行“九子夺嫡”时，苏努选择了错误的方向（拥立八阿哥胤禩），所以他落得了一个被流放后病逝的下场。 之前，我给你们看的《皇清职贡图》也有西方神职人员的肖像。所以他们知道在西方的天主教国家，神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苏努的缘故，雍正认为天主教徒这个群体影响到了他坐稳皇位，所以他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的意思是：所有的天主教徒可以继续去教堂参与弥撒，但不允许他们传教。这个在雍正二年发布的命令，是一个反传教的命令，却不是反对天主教的命令。由此可见，很多问题表面上是宗教问题，但从更深的意义上看并非如此。比如说白莲教，有实际上的白莲教，也有思想上的白莲教，这两者都是民间佛教所产生的一种现象，但当政的皇帝不一定知道哪个白莲教属于合法宗教。 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人数不到十二人，他们经过东南亚到了四川、重庆和云南，他们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但是，也有一些隶属于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被允许在北京和澳门传教。在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是：他们没有在教堂里聚会，而是在某人家中举行弥撒。通过阅读巴县档案馆的相关材料，我们知道：当地有很多被当作教堂使用的民房，从建筑外观上看不出来它们的用途。 在清代中叶，中国天主教徒从外表上看就像是佛教徒。所以，一般情况下，官员看不出来他们是哪个宗教的信徒，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参与社会生活，包括庙会活动。但是，新的一批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这种现象（在家中聚会）就有所改变了。你看这是一个羌族建筑风格的教堂。他们采取的传教策略，就是入乡随俗，积极融入当地的文化。 这个教堂也在四川，它采用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这是我在巴县收藏的清代档案当中找到的一个案例，这是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已经是清朝晚期。这些案例关键之处是：通常来说，官员虽然知道在很多地方有非法的传教活动，但是他们对于不参加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的教众，一般给予会帮助。例如这两件档案记载的，当地教堂失窃，官员设法追回了赃物并还给了教堂。当然，有时候官方和教众也有冲突。 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有传教士来华传教，这些传教士都属于新教。在中文语境中，新教通常被称为“基督教”（狭义，Protestant）；而在西方，每一个教派（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都属于“基督教”（广义，Christianity）。所以我把它称为新教，以免混淆两者。 这些新教的传教士，在18世纪末（乾隆至嘉靖年间）才参加传教运动。他们开展传教工作的地区，第一是印度，第二是东南亚，第三就是中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3]，他在中国最初只招到一个信徒，就是梁发13。除了传教之外，他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在中国设立一所既能学习英文又能学习基督教教义的学校（即今英华书院）。另外，马礼逊还有一个同工——米伶（William Milne）14。米伶不是马礼逊的弟子（更像是助理），但他也是传教士，而且是一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开展传教事业的时候，不喜欢马来语，所以他只让米伶学习中文。 中国是怎么和这些东南亚的地方产生联系的呢？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在当时都属于荷兰。但是，英国教会和荷兰教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是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就是荷属东印度的首都。后来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新加坡。就是这个人——莱佛士15，他对新加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不算是（基督教）专家。这是我们自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档案馆保存的材料，它们都属于我们档案馆所保存的资料。我们拥有一座非常丰富的材料库，这个材料库对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很有趣的。对于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而言，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实：在19世纪，新教和天主教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在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澳门，它是唯一一个不属于葡萄牙人，但允许与西方天主教徒通航的天然港口。清朝官员不知道：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它们的关系并不友好。 19世纪的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都是谁？这是他们拼接起来的合影，不是自然的照片。他们受教育的水平不是很高，他们招收的中国信徒的文化水平也不太高。所以这些传教士通常不识字，他们也不能听懂官话。这些西方的新教传教士，普遍选择了学习中国方言，比如闽南话或客家话。 后来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导致是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按照《南京条约》的条款，西方的传教士获准在华传教，但仅限于港口城市。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又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因此在1860年以后，西方的传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从那以后，新教传教士成立了一个组织——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我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保存了很多他们留下的文件和出版物。 这些传教士也做了另一件事——建立医院，例如这座在保宁（今四川阆中）的医院就是由传教士建立的。从此“医疗”和“传教”变成从同一个概念，这种观念影响到了所有的医疗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ies）。自从《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们就在中国许多地方开设医院。 在这些医疗传教士之中，有一位著名人物——伯驾（Peter Parker）16，他在自己开设的医院里，用一种在汉语中叫做“柳叶刀”的手术刀为患者施行白内障手术。这种手术刀因为形状很像柳树的叶子，因而得名“柳叶刀”。 后来，伯驾（1804-1888）在广州创立了博济医学堂17，教授西方医学。孙博士（孙中山先生）就曾经在此学医。18这些“Medical Missionaries”（医疗传教士）除了教授西医之外，他们也反对有罪的行为，比如吸食鸦片。到了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越来越多。 当时，在天主教世界之中，最重要的国家是法国。法国自诩为天主教徒的保护者，他们认为：哪里有天主教徒，法国就应该在那里驻军，保护当地的天主教徒。至于德国，他们在山东租借了青岛地区，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和抗议，例如大家都知道的义和团运动。 这和西方传教士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有关系。新一批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和以前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相比，他们的思想观念不一样。因为这些传教士来自西方强国，所以他们的言行往往带有帝国主义的色彩。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帮凶，但他们在当时的中国大众的眼中往往就是这种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