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世俗大学之外建立学术阵营的必要性
按：昨日听一牧者讲论当今中国教会学术研究之凄惨状况，心中深以为然。当今学界，在欧美左派横行，各种奇谈怪论尽出，在国内，限制多多，自不必细说。故成此文，以开新风。 我们现在盛产名牧，却少有踏踏实实做教会经典文献翻译和研究之人，此乃中国教会一大憾事。 笔者此文受到了姚老师讲座《从中国的基要派研究谈起》的启发，纵观东西方对基督教的研究，国人对中国教会历史的研究，其背后涉及的思想意识形态（更深一层就是属灵的争战）之争错综复杂，本文无法一一细说。 总体而言，欧美由于左派横行，LGBTQ+主打的性别开放和性爱放纵的理念在政治正确的辅助下，渗透到几乎所有的公共领域，在政治上，美国以民主党为代表，在经济上，各家大公司纷纷鼓吹性别认同为女性要达到多少比例，在媒体领域，更是肆无忌惮地鼓吹LGBTQ+的理念，在学术上，打压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论，鼓吹以性别以及衍生的性别斗争为视角。一句话，基督教及其传统的价值体系全盘皆输，被边缘化了。 中国的学术研究受政治的左右太过严重。目前来说，一个公开自己基督徒身份，同时又有稳定教会生活的专业学者几乎不可能在国内讲授或出版什么书籍文章的。因此，就出现了一大批宣称自己是非信徒，或者没有教会生活的文化基督徒学者左右着中国基督教学术研究的情况。 踏踏实实做基督教经典翻译和学术研究的人和机构实在太少了。可能唯一的例外就是橡树书屋出版的二十几本经典译丛，据说是中国近百年来出版经典方面的巅峰了。而这种情况也直接导致从基督徒的视角做经典翻译和学术研究的学者十分罕见。 因此，姚老师针对中国教会史研究（主要是新教）提出了要从基督徒的视角做家史研究的方法论。此方法论和见解十分高明。故此，笔者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一个新的方法论，以区别于目前流行的“基督教中国化”的方法论视角。 所谓“基督教中国化”与明清时期发生的三教合一运动如出一撤，就是在一个统一大中华的思维模式下，将基督教纳入中华民族中，于是各种提倡三皇五帝，老庄孔孟得上帝之“真传”的言论充斥在空气中，所谓温水煮青蛙，时间久了，估计也要迷惑不少信徒的。 **笔者的方法论就是从一个基督教信徒（无论您是新教，天主教还是东正教）的角度重新从原文翻译，整理，研究教会历史上的经典文献（不局限于教父学），重新审视和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教会史。**这种方法论就是在大学出现之前，修院修士们的视角。因为他们信仰并践行主的诫命，必然跟那些没有信仰，没有教会生活的学者对教会文献产生的理解有所不同。 这种方法论带来三个学术研究领域，是目前世俗大学无法展开的。此文并非否定世俗大学的学术研究价值，只是道出目前世俗大学学术研究之局限与不足，在诸多层面，笔者推荐的研究都依赖于世俗大学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的。 对信徒而言，此方法论将带来三个领域的研究框架。 首先，在教会历史经典文献上，我们不挑三拣四，持一种门户之见去翻译和研究。 正如笔者在《不要慌，让子弹飞一会》一文中指出的，中国教会对大公传统的传承，在第一步，即学术翻译研究上就有着严重的缺陷。相较于西方的研究而言，中国对教会历史经典文献的翻译和研究，可以用九牛一毛来形容。简单来说，在教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教会所继承的大半部分来自奥古斯丁与佩拉纠之争下的东西，对早期东方教会传统不了解，对新教改革之前的罗马天主教算不上太了解（除了奥古斯丁，阿奎那等大牛外），对叙利亚教会，科普特教会等东方教会更可以用毫无所知来形容。 所谓门户之见是抱持一种正统与异端的视角去挑选，翻译和研究，这种非黑即白的视角将真实的教会以及人类历史简单化，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看相当简单粗暴，不为笔者所推崇。也正是这种视角使我们无法窥得教会历史之“全”貌，而是挑挑拣拣，如同管中窥豹，盲人摸象。 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新教背景出版的书籍多推崇改教以后文献，对之前的文献鲜有涉猎，研究圣经的一大把，鲜有从教会历史角度去做研究的，这实在是新教学术研究的一大憾事。而俄统下的正教徒群体翻译和研究也有这种趋势，以翻译最“正统”，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为开始，其他的慢慢再说，然而什么是最正统，重要和代表性的，其实东正教学界的学者提供的答案也不尽相同。 因此，笔者建议以一种历史方法论的视角研究教会历史，列举出教会历史的经典文献，也就是说，撇弃非正统即异端的门户之见，按时间和地理位置的顺序，从教会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涉及的重要人物，生平著作等出发，不加刻意挑选地将教会历史上所有的原始材料，一手文献，二手文献拿来介绍和翻译。一个学者可以有自己的偏好（这难以避免），但不能因此就彻底漠视其他的传统和教父文献。 正如笔者在《迈向大公传统的第一步》所建议的 我们应该从使徒时期开始，按语言分为三大传统，将以下三大传统的教会文献翻译研究到公元9-10世纪，作为学术研究的第一步。 希腊传统走到8-9世纪，约到认信者马克西姆，大马士革的约翰时期。 拉丁传统走到9-10世纪，甚至追溯到经院哲学兴起之前。 叙利亚传统走到7-8世纪，以叙利亚的圣以撒为代表。 至于其他传统，如科普特传统，亚美尼亚传统，埃塞俄比亚，保加利亚传统，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圣统可以放到第二步去研究和翻译。当然，目前就俄罗斯圣统而言，国内已有学者涉猎，笔者不再详述。 其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从基督教的视角重新解释秦汉的文献，至于隋唐宋元时期，应从景教的视角来看，明清乃至现代，则从天主教和新教的视角来看 中国教会对中国文化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一坨屎，一无是处，里面全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另一种认为中国古人从三皇五帝开始就基督教的上帝，宣称老庄孔子等都得了部分”真“传。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中存留着上帝的观念和遥远的念想（从这个角度，中国文化有其可取之处），但其人格性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彻底丧失了，因此，中国古人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基督教的上帝。 目前随着考古发现的兴起，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进入新阶段，对于夏商周时期，我们有考古，甲骨文和铭文（金文）的大发现；对于秦汉时期，挖掘出不少秦汉时期的竹简；对于隋唐时期，则有敦煌和吐蕃为中心的考古发现；对于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明清档案。这些新发现当然有助于挑战政权支持下的中华大统一的固有思维模式，而是逐渐显明中华文明自古就是多元而非统一的，互动而非静态的，鲜活而非死板的，因为多元，互动，鲜活才是一个活着的文明应该有的样子和气度。 因此，笔者提倡在以上新发现的基础上，站在基督教神学的角度重新解释先秦两汉的思想和术语，自古以来，这些典籍的解释权受限于儒释道的视角和教导，这是非常不公允的。借着这种重新解释的过程，就能换一个根基（基督教的上帝），一切思想，术语的意义就会发生转变。 对于隋唐宋元时期，笔者建议从景教的视角来看隋唐以来的中国文化是否受到了景教的影响。对于明清时期，笔者建议从天主教和新教的角度看待天主教和新教是否影响了中国文化。 第三，从基督教家史的角度重新研究中国教会史，从景教开始，然后到天主教，最后到新教 此点正是姚老师所提倡的中国基督教“家”史的角度。所谓家史，就是基督徒自己的历史，这种视角并非可有可无，恰恰相反，乃是访问古道的唯一视角，是指明中国教会将来之方向必须走的第一步。就是从学术角度，基督徒首当其冲，担起景教，天主教，新教入华之后的研究。目前，关于新教入华的，已有信徒着手去做了，但对于景教和天主教的入华史，信徒们似乎限于门户之见，却相对少有人研究，这也是一大憾事。 总之，在世俗大学体系之外建立学术阵营已迫在眉睫，无可避免。笔者劝勉各大教会重视起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此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