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umer：东方教会历史导读1——教会历史第三季叙利亚历史篇第3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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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Baumer：东方教会历史导读1》，教会历史第三季之叙利亚历史篇第3课（伦敦：光从东方来，2026年07月03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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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er：东方教会历史导读1

本课程正式开启叙利亚教会史的导读环节。课程主要参考 Christoph Baumer 的著作。选用该著作主要基于以下考量：目前学界存在多个版本，笔者曾阅及 Winkler 所著的《简明东方教会史》。曾有同仁将该书英译本译为中文并计划出版，邀笔者进行校对工作。经审阅，该书内容基本无误，但过于简明，且缺乏注脚。此外，另一本参考书即此前讲授过的布洛克关于叙利亚……

在叙利亚传统学习的导读环节中，郭子然博士提及了一个法国版本。该版本较为新颖，于 2023 年出版。然而，该版本存在缺乏注脚的问题。经查阅，其大部分论述虽符合目前学术界对东方教会的看法，但因无注脚，故未予采用。另一版本出版于 1990 年，系笔者在哈佛求学期间导师所推荐。该版本距今已三十年，内容略显滞后。之所以最终选用此版本，是基于布洛克在其导读中的相关论述。

布洛克首先推荐了一部关于教会规历史的著作，即这本于二零一六年出版的书。该书具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图示比较丰富；其次，作为二零一六年出版的书籍，书中更新了相关的一些考古材料，并且这些内容在后续章节中会有所体现。此外，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配有注脚。当然，另有一位作者也出版了一本书，这是布洛克提到的关于顺道教会的著作，质量也不错。但是那本书我也看过，同样是没有注脚的。所以我们今天参考的这个版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参考了布洛克的推荐而选定的版本。既然是布洛克推荐的，那么我就对这本书进行介绍。在讲这本书之前，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简单地说一下历史学的一个方法论。

历史本质上是一个碎片化的过程。因此，相较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的材料都会丧失，这是自然的事情，故历史呈现碎片化特征。想要在这些碎片化的史料上构建一个完整的历史图景，是非常困难的。中文材料方面，对于中原地区以中文为主的材料较为丰富。并且，符合政治叙述的史料较多，但是不太符合政治叙述的，例如少数民族的一些历史，中文史料相对来说就缺乏很多，因为缺乏相关记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方教会。东方教会在古代被称为“景教”，那是七八世纪时期，中国人将其称为景教。

该宗教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波斯教，也有大秦教之称，但现今信徒不再使用这些称呼，而是开始追溯其耶稣信仰的根源。因此，他们将自己的官方名字定为“耶稣东方教会”。然而，这一名称在学术界仍存在辩论。有学者指出，若将景教等同于耶稣东方教会，就相当于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于唐代一样，因此不能如此称呼，该观点具有合理性。鉴于此，在本文的介绍中，我们姑且将其称为“东方教会”。标题中并未添加“耶稣”两个字，这是为了避免名称方面的误导。此外，为了明确其地理分布，接下来将通过展示地图的方式，说明该教会大致所在的地理区域。

如图所示，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是两条重要的河流。对于东方教会而言，其在古代所涵盖的区域大致即为此处所示范围。若论及更广的范围，如在元代时期，其势力可能已经包含至印度，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宽广的区域。关于西叙利亚教会和东叙利亚教会，二者大概还是在这个地方分开，即在此处划定分界。这位作者将这一分界线称为幼发拉底河。因此，在该河以西的区域后来被称为西叙利亚教会，而在该河以东的区域则被称为东叙利亚教会。

在唐代时期，该宗教被称之为景教。图中标注的地点，即为这些景教遗址的具体所在。目前，上述所有的地区都已经实现了伊斯兰化，而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群体，很多都已经迁徙到了欧美地区。这一状况跟上个世纪发生的一次大屠杀有关，同时也跟蒙古征服这些地区以后，出现了一位伊斯兰化的突厥统治者有关。因此，人们不应认为突厥人对基督教很友好，这完全是一个误解。以上内容旨在提供一个大概的地理印象。接下来我们将正式讲述这本书的内容。相关前言部分将略过不讲，主要从这个今天的介绍章节开始。

本书的目录内容有很多，我们今天主要讲这个介绍章。因为介绍章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我们需要稍微理清一下。请看图示，这是相关的一些历史文物，内容特别简明。当然，这个跟唐代的景教吐鲁番是很不一样的，景教吐鲁番还是有存世残卷的，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此处暂不赘述。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这个介绍是一个概览性的介绍，它主要是从该教会的属灵和思想遗产，以及其曾经地域的广阔这两个方面来进行描述。在这里面，文中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教会的情况。

在此背景下，就当今东方教会的成员而言，人数约为四十万。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包括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东北部，以及西欧和美国。这一传统基本上已被欧洲人所遗忘，但在早期教会时期却颇负盛名。早期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曾专门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基督徒，当时他们被称为“亚洲的基督徒”。该传统始于二世纪初期。关于其起源问题，笔者在此前已就同期叙利亚早期教会的起源进行过相关论述。

关于此议题，此前已有专期论述，此处不再细讲。我在这里仅旨在为大家提供一个总体印象。总体的评论如下：即在大航海时代，或者文艺复兴之前，亦或是在蒙古与突厥人伊斯兰化之前的景教，其实具有非常有影响力的地位。具体而言，叙利亚教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在古代，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在十五世纪左右，亦即十五世纪之前，叙利亚教会可以说是跟当时的东正教和天主教呈三足鼎立之情况。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它长期以来被忽视了，这也是一个历史事实。在此处，我们看到这幅图示，即为幼发拉底河。正如刚才所示的图中内容，其位于伊拉克地区的幼发拉底河流域。

作者从幼发拉底河入手进行描述，因为这条河流在古代具有重要地位。它是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的分界线，也是公元六三六年阿拉伯东征时期罗马帝国的边界。本课程旨在探讨一个核心问题：为何一个在历史学视角下曾经辉煌、拥有悠久语言神学灵修传统及广阔地域的教会，如今却衰落成这般模样？对此，本期课程将给出简要回答。其中一个较为直接的理由是穆斯林的兴起，这直接导致了叙利亚教会的衰落。其衰落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穆斯林在公元六三六年兴起并征服波斯帝国以后，逐渐将该地区人口穆斯林化；这一过程延续至蒙古帝国东征西征时期，最终使该区域处于穆斯林势力的占领之下。

后来，蒙古帝国的一些王子正式皈依伊斯兰教，并开始对当地基督徒实施大屠杀。这两段长达千年的逼迫历史，导致该教会的传统对于我们而言，仍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中国学界对该教会的认知，只能尝试从景教的历史角度去加以考量，但是关于景教角度的史料记载也是非常匮乏的。

公元 424 年，位于波斯帝国境内的叙利亚教会决定宣布独立，原因在于其在政治层面上与罗马帝国经常存在角逐乃至战争。聂斯脱里本人亦活跃于这一历史时期。大约十年之后，聂斯脱里开始受到教会的谴责。随后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到第五次大公会议时期。

他们继续对该教会予以谴责。文中提到，在第五次大公会议期间，芝诺皇帝颁布了“三章案”。从此以后，叙利亚教会便被贴上了“聂斯托利派”的标签。然而，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点：这些大公会议的教规和内容从未直接谴责叙利亚语基督徒，或处于波斯帝国的基督徒为异端。事实并非如此，会议谴责的仅是当时两位较为著名的神学家。第一位是聂斯托利，相关争议始于公元五世纪。第二位是在第五次大公会议“三章案”中受到谴责的另一位神学家。会议均未直接谴责整个群体。然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聂斯托利派被无形中与现代所称的“东方教会”或“东叙利亚教会”关联起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认为，至少当代学者如布洛克等人也认同这一观点。

许多叙利亚学者致力于为此提供证明，此处不再赘述。本文仅作简要论述。关于当前的发展，此类情况颇为常见。早在十五至十六世纪，便已出现东叙利亚教会基督徒改宗天主教的案例。这一分支现今被称为迦勒底天主教徒。

伽勒底天主教会之所以形成如今的现状，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当时，该群体面临着来自突厥人的严重生存威胁，突厥人甚至意图对其进行基本上的灭族。正是在这种危急的状态下，他们只能被迫逃入深山、一些小岛以及洞穴之中躲藏起来以求生存。因此可以想象，突厥人对基督徒的迫害程度可能比阿拉伯人更甚。总之，当时他们选择加入天主教完全是为了生存，这种做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如今，伽勒底天主教的信徒人数非常多，这正是因为其受到了天主教的保护。

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些内容。那么这一段基本上对于我们现今教会的划分做了一个大体的概述。首先在早期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无论是属于哪个地区，说什么语言，他们都承认前三次大公会议，至少是承认这些的。那么这里面特别提到尼西亚的会议，和第二次的在君士坦丁堡公元三八一年的这次大公会议。那么这些大公会议里面，从后来第三次，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第四次大公会议开始，教会就开始出现了名义上的分裂。那它分裂成为几个派别，就是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尚未分开。但是第一次大分裂，是主要来自于罗马帝国之外的这些地区的分裂。比如说这些被现代人称为一性论派的教会。

其中包括埃及的科普特教会、埃塞俄比亚教会以及叙利亚正统教会。也就是说，有的将其叫做雅各布教会，有的将其叫做一性论派，或者说我们在地理上将其叫做西叙利亚教会。此外还有一个亚美尼亚教会，属于一性论派别，即在历史上被误称为这个名称。第二个则是东方教会，我们在地理上可以将其称为东叙利亚教会，即波斯帝国往东的这样一个教会传统。今天讲到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还不完全是西叙利亚教会历史，而是东叙利亚教会的历史。所以请大家要清楚这一区分。并且东叙利亚教会与中国教会之间亦存在关联。

这便是大概的一个教会的分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在此里面还有关于其历史的一个评论，我在这里面稍微做一下评论。文中指出即使是在罗马帝国的教会也是 unstable，其实这个 unstable 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词，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unstable 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描述一个历史实情的词。因为历史始终就不是 stable 的，这不是稳定的，就不是那种大统一的稳定的叙事结构。它一直是存在这种张力的。如果要我写的话，我会用张力这个词，英文称为 tension，意指在各种各样的教导礼仪之中存在这种张力。

神学与灵修方面均存在张力，但这属于正常的历史现象。然而必须承认，罗马帝国时期拥有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在此环境下，整体局势尚可视为稳定。但若深入审视该环境内部，犹如孔雀开屏，背后仍存在各式各样的张力。因此，这并非不稳定的表现，而是正常的历史现状，当今历史情形亦是如此。就该段落而言，文中特别强调了幼发拉底河的地理位置，指出该河流不仅是政治边界，也是教会的边界。

这条河流作为自然边界，在教会辖区上将叙利亚教会划分为西叙利亚教会和东叙利亚教会，这一划分主要发生在五世纪。在方言上，也随之分为了西叙利亚语和东叙利亚语，且两者采用的字体亦不相同。西叙利亚使用的是瑟托字体，而东叙利亚则保留了较为原初的字体，其名称被称为聂斯托利字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幼发拉底河带来了一种政治上的张力，地域性的张力也是可以见到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地理概念。在十四世纪的时候，东方教会发展到了规模最大的二十七个辖区。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展得如此之多，一方面是因为在蒙古帝国兴起的时候，即我们所说的回鹘帝国时期。

回鹘及突厥人，以及现今中亚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基本上均存有基督徒群体。这些基督徒绝大多数属于现今所称的“东方教会”，即使用叙利亚语的基督徒。该教会本质上是一个宣教教会。历史上，鲜有教会的宣教工作如此成功，直至大航海时代及殖民时代兴起后，方出现可与之比拟的宣教案例。它是古代宣教最成功、地域最广的教派。相较于拉丁天主教与希腊东正教，其宣教范围最为广阔，横跨多个大洲。

如图所示，共设有二十七个大主教辖区。其分布范围包括尼西比（位于现今土耳其境内）、巴士拉及伊拉克地区。此外，耶路撒冷、爱德萨、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卡塔尔、北京、印度、阿塞拜疆、大马士革以及伊朗等地亦包含在内。其中，现今的新疆、陕西、甘肃以及长安等地区的分布尤为密集。

相关数量是比较多的。文中提到，这二十七个主教区涵盖了两百多个主教辖区，包含大概七到八百万的信徒，时间在十二到十四世纪的时候。关于这样的总人口数，虽然具体统计方法未详，但据注脚显示，大概占了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六的总人口数。这一比例表明信徒的人数是很多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十到十四世纪时候的信徒人数。因此，当有一些研究景教的学者指出新疆地区曾经是一个基督徒的地区时，这一点并不足以令人感到惊奇。

历史始终是处于变迁过程中的。因此，基督徒的人口状况有时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在回鹘帝国时期，基督教可能曾是他们的国教，当然这一观点很多学者并不会同意。文中还提到了一个现象，即从十四世纪开始，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转成了天主教徒。其成因在文中已有提及，此处不再复述，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压力乃是政治生存的压力。因为文中后面也提到了，当突厥人兴起并掌权时，他们拥有吉哈德与圣战的传统，可以屠杀非穆斯林。所以，他们不得不选择逃亡。

当时，许多叙利亚教会的基督徒为了生存，选择加入天主教以获得庇护。此处描述表明，东方教会长期以来并非国教。这与罗马帝国及后来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不同，后者曾长期以基督教为国教，尽管现今这些国家已不再如此，甚至开始出现穆斯林化趋势。然而，东方教会虽非国教，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从未享受过类似国教的待遇。首次是在初唐时期，背景涉及波斯帝国。中国人准确地将初唐时期的波斯教称为“波斯教”，这其中自有缘由。

出现“波斯珍”这样的称呼是有其原因的。因为在公元七世纪初期，已有非常明显的例证表明，当时的波斯帝国，其国教基本上不再是拜火教，而是东方教会的信徒占据了主要地位，相关论述中提到了这些细节。例如在公元 628 年以后，在某项基督徒的发展进程中，掌控了当时的局势。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就逐渐地以基督教为主导宗教。那么这一情况当然也是发生在波斯帝国的末期阶段。例如，可以看到在 628 年至 633 年间，该国基本上就开始受到阿拉伯人的攻击。在此内容中提到了一个数据，经过仔细查看，有一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大概有一半的人口都是基督徒。

在波斯帝国末期，基督教反而处于最为盛行的时期，基本上享受着国教的待遇。当时整个国家的人口之中，大约有半数人口均为基督徒。因此，当阿拉伯人军队刚开始攻克这个波斯帝国的时候，其周边所环绕的民众皆为基督徒，当时便是这样一个显著且普遍的历史现象。第二个享受国教待遇的时期，即为蒙古帝国时期。关于这段历史，现存历史上有很多的史料均详细记录了这个情况：像铁木真的一位妻子，当时便是景教徒，而他的儿子们中也有一位信奉景教。因此，景教在蒙古帝国可被视为在一段短暂时期内享受了国教的待遇。

根据历史研究，表面看来，元代蒙古皇室成员中确有基督徒，且曾赞助基督教。然而，当基督教在该地区兴起时，帝国范围内的基督教整体正处于衰落状态。基于历史研究基本可以肯定，在穆斯林统治地区，基督徒被视为二等公民，长期遭受压迫并需缴纳特定税赋。其政治地位仅限于被允许存在，甚至面临逼迫，统治者不可能赞助基督教的发展。法律明确规定，若使穆斯林改信基督教，将被处以死刑。

尽管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受到鼓励，并可享有免税等各种优惠政策，但在蒙古帝国兴起之时，波斯地区的基督徒已处于衰落状态。蒙古帝国在政治上的兴起颇为短暂，持续时间不足百年。基督徒的相关记录约始于 13 世纪 20 年代，而至 1370 年代，文献记载则转向描述穆斯林，显示其势力开始兴起。

他当时开始逼迫基督教徒。在这个时期，许多基督教教会及修道院被拆毁了。随后，很多当时的基督徒就逃入到山里面。即库尔德斯坦地区，这些并非基督教也非穆斯林的区域，现在依然如此。他们退守到这些山里面或者一些小岛上，就是为了求生存而存在。所以自从 1470 年开始，即我们所说的 14 世纪后期到 15 世纪开始，这些地区基本上就成为了一个穆斯林所在的地区。那么这个是它的外部状况，外部状况大致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来介绍其内部的情况，即叙利亚教会给这个世界的贡献。其贡献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乃是教会方面的贡献。

叙利亚基督教的黄金时期大致处于四至九世纪，其间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灵修大师，诸如叙利亚的艾弗伦、尼尼威的以撒以及约翰·达利亚塔等。这些灵修大师甚至对当时的伊斯兰神秘主义产生了影响，这一点基本可以肯定。所谓的苏菲派，其伊斯兰灵修精神、礼仪、祷文及节日周期等，很大程度上皆借鉴自基督教传统。客观而言，穆斯林在该领域独有的元素较少，大部分教导继承了基督教的精神。尼尼威的以撒与约翰等大师的影响即为例证。

他们在八九世纪的时候依然存在。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即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阿拉伯人对基督教的逼迫和残害，并没有像突厥人那样残酷，突厥人其实是最为残酷的。所谓突厥帝国，即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土耳其人。当时在被中国人驱逐以后，他们一直往西迁徙，然后加入圣战，后来建立了所谓的奥斯曼帝国。他们其实对基督教的迫害更为深重。这当然是笔者自己的一个理论，我认为突厥人算是继承了蒙古族的那种凶悍残暴的一面，特别是屠城的一面。若他们认为这是有误的话，便会赶尽杀绝。

当突厥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并主导控制基督教群体时，正如所见，许多基督教文献记录基本上只能被存放在一些修道院之中。对于这些圣地，突厥人仍存有敬畏之心。例如西奈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以及一些比较古老的有名圣地，并未遭到彻底破坏。因此，这些修道院保存了很多手稿，后来又传到欧洲，这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想阐述的正是这样一个现象。总体来说，阿拉伯人的统治对基督教的破坏要比突厥人统治的时候轻一些。至于其中继续论述的这一段，此处不再赘述。

他进一步阐述了叙利亚人，以及叙利亚人对阿拉伯世界的贡献。在阿拉伯语正式兴起并于阿拉伯世界流行之际，其实存在一种中介的语言，即叙利亚语。在六至九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将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的著作，这也是许多穆斯林学者引以为傲的地方，体现了当时的开放态度，有别于当下因恐怖主义等问题而形成的印象。必须指出，大部分这些译作，特别是哲学和科技方面的贡献，叙利亚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相关内容描述了这些叙利亚基督徒是如何把这些希腊哲学的著作，通过叙利亚文翻译成阿拉伯文的。

从四世纪晚期开始直至六世纪，叙利亚地区的叙利亚语经历了一场长达一百多年的翻译运动，即将大量的希腊哲学著作翻译成叙利亚文，这可视为一个希腊化的过程，主要发生于五到六世纪的过程之中。在此之后，阿拉伯人亦经历了一段希腊化的过程，即希腊哲学流行的过程。在这一段历史中可见一个端倪，此乃学界学者的一个普遍共识。此处仅作概览性的讲述，不予赘述。关于阿拉伯世界为何在中世纪之前，即在十四、十五世纪之前还曾经辉煌过，而欧洲局势呈现不同面貌，究其原因，主要归因于这一批从事翻译工作的叙利亚学者。

希腊哲学被传递到了阿拉伯世界。这里展示的是一张婚礼的照片。他在这里面描述，他们是用金钱把自己围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婚礼，可以看到这里弄的是一个十字架。其实这种做法可能不只是基督教徒有，在他们当地很多其他地区都是算是一个习俗。作者可能没有详细地去做这种研究。文中提及有一个关于东方教会与道教之间存在令人惊讶联系的说法（the Church of the East’s surprising link with Daoism）。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这可能是现在的学者们算是比较前沿的一个感兴趣的主题。

陈怀宇对景教文献与道教及佛教文献之间的这种对比研究较为感兴趣。关于是否存在这种研究的可能性，笔者个人认为非常有可能。即在从民国时期一直到现在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时期学界对景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比较乐观。甚至像香港学者罗香林教授，他就提到道经里面有一些咒语，其实是叙利亚语转音过来的，这可能有点过于乐观了。但现在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像林悟书这些学者他们就认为这不可能，景教其实没有那么大影响力。教会可能也就三四所，在长安地区，甚至有一些敦煌的经文，他们也被视为伪作。

当前学界似乎呈现出一种新趋势，即重新审视景教是否对中华文明有所影响。既往研究，尤其是上一代学者的主要兴趣在于探讨中国的佛教、道教及儒家思想是否影响了景教，这主要得益于景教中文文献的存世。然而，从相反视角进行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因此，这位外国学者对此领域的兴趣颇具意义。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个人对此亦颇感兴趣。我认为，景教在唐代肯定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影响，但具体影响机制尚不明确。兹举一简单例子予以说明。

当然，这一问题应当以一种更为开放的理论视角加以审视，它属于理论推测的范畴，而非基于实证科学的确切结论。若仔细观察道教的内丹，即内修体系，其实它是在公元八九世纪左右才开始正式形成的。在此之前，即魏晋南北朝历史时期，主要盛行的是外丹体系。彼时道士使用炼丹炉，调配汞以及铅等重金属物质制成外丹并加以服食，结果导致许多人中毒身亡。一些海外研究道教的相关学者指出，道教之所以转向内丹，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许多人服食外丹中毒死亡，因此外丹之路被认为不可行。但笔者认为，这一转变可能还受到了景教，或者就总体来说包括佛教在内的文化影响。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道教修炼才开始从服食外丹转变为内丹。

尤其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这一操练过程，有可能跟景教存在关系。这是我最近翻译艾弗冷著作时发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猜测。该著作中谈到了人论的三段论，即奥利金的三段论在其中出现，也就是“灵魂体”之说：肉体经净化以后变成魂，魂进化以后变成灵，便是类似的一个描述；灵进化以后返回上帝。这是一个与道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非常类似的过程，所以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若景教在唐代确如相关说法所述，当时佛教徒和道教徒都起来要驳斥他们，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景教在当时是跟他们有对话的；既有对话，那就有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

但其影响具体达到何种地步，我们目前是不知道的。这是因为必须要有足够的史料进行论证才行。所以这是景教方面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大体总结一下景教方面的贡献，主要共有三个。第一个是对基督教的贡献。这些早期的叙利亚教会给早期教会提供了一种另外的色彩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的论述方式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之前谈艾弗兰的诗歌的时候就提到，叙利亚人很喜欢用图像、比喻、象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神学、灵修和信仰，这个跟闪族语系是有关系的。第二个贡献是对阿拉伯世界的贡献。这些叙利亚的基督徒对阿拉伯世界的文明、科技、哲学的发展，通过翻译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点就是我们谈到的东方教会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虽然现在说这个可能有点早，但是我们必须说，或者说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我认为基督教其实已经在中国文化里面做出了它自己的贡献，一种独有的贡献。只不过是说我们的主流叙事，它不是这样子的，当然这是两码事，我就发表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在这里面他们又谈到了另外一次大屠杀，就是这个 1553 年，这是谈到巴格达地区。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十六世纪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转过来。那么另外一次是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期，针对基督徒的一次大屠杀。

这实际上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基督徒，不仅包括东方教会的信徒，还包括亚美尼亚人以及众多的东正教徒，希腊东正教徒亦在此列遭到屠杀。因此，将其定义为一场“种族灭绝”（genocide）是确切无误的。文中提到，在 1915 年至 1918 年间，大约有一半的基督徒遭到杀害。遇害的亚美尼亚人多达上百万，正教徒的遇难人数虽无确切统计，但估计亦达数百万，至少成千上万，希腊正教徒亦在该历史事件期间遭受屠杀。上世纪早期，大批难民因此逃往欧洲及美国。这一背景也与笔者所在美国学校的建立有关，因为许多希腊人当时逃亡至美国。

在那里建立教会，已无处可去，情形即是如此。此类大屠杀至今仍在继续，新闻媒体报道中屡见不鲜。若密切关注新闻报道，便会发现诸如亚美尼亚或尼日利亚等地的基督徒，仍遭受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屠杀。因此，穆斯林存在屠杀基督徒的传统，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兴起之后，这是我所观察到的一个历史实情。 这一段涉及他与其他教派近期的对话与和解运动。例如，在一九九四年的时候，他们与天主教发布了《共同基督论宣言》（Common Christological Declaration）。这基本上反映了我们当前所处的一种张力，包括在东正教内部也存在类似的张力。

关于是否参与普世基督教对话运动，东正教内部存在保守派别。他们认为自身教义正统，视其他派别为异端，因而主张无需对话。然而，另一派别立场较为温和，认为仍有对话的必要。因此，东正教内部在此问题上仍存在张力。此外，文中对“聂斯托利”这一称呼进行了解说，笔者亦曾就此撰写文章。基本上，“聂斯托利”派与东方教会的关系并不大。虽不能完全否认二者之间存在关联，但断言二者关系密切则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关系不大。我认为此处提到的三点至关重要。首先，聂斯脱里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他从来并非东方教会任何辖区的神职人员。其次，他不在东方教会的教区任职，其管辖范围也未涵盖该地区。第三，东方教会的教义并非基于聂斯脱里的著作，而是更多基于另外两位作者的著作，分别是塔索斯的狄奥多尔以及著名的摩普苏提亚的狄奥多尔。后者才是真正的景教导师。在景教众多的叙利亚文献中，他们直接将其称为“导师”，即不加任何名字的“老师”。基本上可以确定，此处所指的就是狄奥多尔。

可以说东方教会或者景教是聂斯托利派，但绝对不能说它是聂斯托利流派。但也不能说景教跟聂斯托利没有关系。景教其实在神学的立场上是尊重聂斯托利的立场的。他不是说赞同有两个人格，而是说他是属于安提阿的神学传统。他强调基督的人性，这是景教的特点。他从始至终就强调基督的人性。所以虽然就是简短的几句话，但是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把东方教会称为这个聂斯托利派，真的是一种误称。你把它称为东方教会，我觉得倒是一个比较中肯的称呼。后续的发展没有特别多，我就不介绍了。那么在这里面他就提到这个现代的名称。我给大家讲一下现代的名称有很多，所以就是现在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名称种类繁多。

该教会自称“圣使徒”，其全称为“圣使徒大公亚述东方教会”。其共同的使徒祖先主要包括托马斯、阿代及马里。之所以称为“亚述”，是因为他们希望回归根源，即表明其源自亚述地区。当然，外国语大学有一位柳教授并不赞成他们如此自称。但鉴于该群体已确立此自称，外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指称其命名不当并不妥适。因此，目前他们大体上仍沿用这一称呼。

目前学界倾向于移除“景教”这一旧有称谓，学术界现在较为统一且准确的说法是”Church of the East”，即“东方教会”。若从纯粹的地理性概念出发，亦可称为“东叙利亚教会”，这是比较准确的一个称呼。因此，我们不能将“东方教会”跟唐代的景教做一个等同。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我的导师他们也持此观点，认为不能这样称呼。因为二者所处的时代相差很远，就像把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做唐代一样，显然是不合适的。

当然，除了前述名称外，该教会还存在其他称谓。例如，其中一种称为东叙利亚教会，亦有学者或文献将其称为波斯教会或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此外，聂斯托利教会（Nestorian Church）则是其历史上最早的称呼之一。以上内容即为关于该教会主要称谓的简要介绍。今日的介绍至此告一段落，讲述过程可能略显繁复。若各位听众有任何疑问或想法，欢迎随时提出；若无其他问题，本次介绍即正式结束。

关于当前东方亚述教会如何看待东正教，或者说对于基于七次大公会议之根基，他们持何种观点，以及是否认可后续几次大公会议的问题。对此，回答者表示关于这方面的文献阅读较少。但若指第四次和第五次大公会议，他们肯定是不认可的。关于第四次大公会议，他们当时是没有机会参加的。此外，当时罗马与波斯之间已基本处于较为焦灼的状态。

因此，他们肯定不认可第四次大公会议，预计也不会认可第五次大公会议。因为在第五次大公会议期间，会议谴责了摩普苏提亚的狄奥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然而，狄奥多若是当时东方教会的导师，其影响主要以尼西比学校为中心。该校校长纳尔赛非常赞同狄奥多若的释经传统神学。至于后续的大公会议，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他们并未有机会参与，因此缺乏相关记录。总体而言，对于第四次和第五次大公会议，他们认为这些会议不符合其神学传统或要求。

因此，他们不赞同第四次和第五次大公会议的传统，此乃历史遗留问题。至于现今的观点，总体而言需加以区分，即取决于是否愿意进行此类交流。根据现代学者布洛克的说法，所谓的“东方教会”或“西叙利亚教会一性论”，实则仅是术语上的差异，在信仰实质上是一致的，故在学术层面可以交流。但若将其置于教区、主教乃至大主教的层面探讨，情况则变得极为复杂。

综上所述，情况就是这样。针对第四次以及第五次的情形，他们应该是不认可的。而后续的第六次以及第七次，他们应该是没有机会参与相关的评述工作。若无其他问题，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